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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日志

 
 

中古时代的佛教建筑  

2016-01-19 04:03:55|  分类: 建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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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代的佛教建筑

在我国中古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教非常流行,佛教建筑物也在我国南北各地大量出现。其中,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间,是我国各族人民大融合的时期。在这时期中,传统的建筑技术和装饰增加了不少新的因素,特别是佛教艺术也逐渐融合到我国的建筑传统之中。

在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建业(今南京市)和西都武昌(今湖北鄂城市),相继建造了一些佛教塔院,并且成为南方翻译佛经的中心。东吴时最有名的画家曹不兴,就以善画佛像而著称于世。

东晋和南朝在建康(今南京市)建都期间,是我国中古时代江南佛教最兴盛的阶段。仅建康一地的佛寺就有五百多座,僧尼的人数达十几万人,约占都城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佛寺大部分由皇帝和王公大族出资兴建,修造得十分雄伟壮丽,有如皇家宫殿一般,而且大多位于风景优美的名胜地区。所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建康,南朝佛寺中最高的建筑物有两座,一座是高达三百四十尺的瓦官寺阁,创建于公元364年,为当时登高游览之地,其遗址在今南京市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另一座是大庄严寺里的九层高塔,创建于公元五世纪中叶,为南朝刘宋路太后时所建,寺中的九层宝塔是当时都城内最高的建筑物。而规模最大的则是梁武帝在宫城后面鸡笼山上所造的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同泰寺拥有大殿六所,小殿十余所,三层的高台两座,七层的高塔和大佛阁各一座,还有很多僧房。这些以高层木构建筑物为主的南朝佛寺,已经被历代的兵火所毁,仅仅留下了一些遗址和后代改建过的庙宇供后人凭吊。

瓦官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一座极富盛名的千年古刹,名列中国五山十刹。明中期著名文学家王士祯写有《游瓦官寺记》。

东晋古刹瓦官寺是除建初寺以外南京最古老的寺庙。它因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而成名,留下了点睛之笔的成语;因异鸟飞临此处,才有了后来的凤凰台;因其是天台宗的祖庭,智顗大师修行地,日本、韩国人漂洋过海来寻访。

东晋兴宁二年(364),因慧力的奏请,诏令布施河内陶官旧地以建寺,故称瓦官寺。不久,慧力另建一塔。竺法汰驻锡时,更开拓堂宇,兴建重门,奉勒讲《放光经》,晋.简文帝亲临听讲,王侯公卿云集,寺名因而大盛。又有竺僧敷、竺道一、支遁林等人亦来驻锡,盛开讲席。

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七月遭火灾,堂塔尽付灰烬。帝敕令兴复,并安置戴安道所造的佛像五尊、顾长康所画的维摩像及师子国所献玉像。

恭帝元熙元年(419),又于寺内铸造丈六释迦像。刘宋以后,慧果、慧璩、慧重、僧导、求那跋摩、宝意等相次来住。或敷扬经论,或宣译梵夹。至梁代,建瓦官阁。僧供、道祖、道宗等人曾驻锡本寺。

陈光大元年(567),天台智顗(智者大师)住此,讲《大智度论》及《次第禅门》,深获朝野崇敬。僧俗负笈来学者不可胜数。寺运隆盛。

后唐升元元年(937)改称升元寺。

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改名崇胜寺。至明初,寺基完全荒废。一部分改成徐魏公之族园,另一部分则成为骁骑之卫仓。

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徐公在园侧兴建积庆庵,称为古瓦官寺。万历十九年(1591),僧圆及诸檀越商议筹募资金,在凤凰台右建立丛桂庵并赎回台地,重建殿宇,称为上瓦官寺。而改称积庆庵为下瓦官寺。今上瓦官寺已改称为凤游寺,仅残留部分伽蓝。

大庄严寺为隋唐长安城内著名寺院,初名禅定寺,是隋文帝为爱妻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祈祷冥福所立,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该寺规模宏大,占永阳、和平两坊之东半部,总面积为60公顷,寺内有一座高约百米的木塔,设计规划者为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在禅定寺西为父亲隋文帝立大禅定寺祈福,规模建制与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大庄严寺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是隋文帝为爱妻文献独孤皇后所立,初名“禅定寺”。文献皇后雅好读书、识达古今,并且深度参与朝政,隋文帝对妻子很爱重,宫中称帝后为“二圣”。隋文帝和皇后夫妻双双崇尚佛教。仁寿二年(602年)独孤皇后去世,伤怀不已的隋文帝于次年为妻立寺追荐阴福。禅定寺位于隋唐长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规模宏大,占永阳坊之东半部,以后又将永阳坊北邻的平坊之东半部亦划归寺内,总面积为60公顷。主持修建大兴城(唐改称长安城)的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隋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为文帝立寺曰大禅定寺,占了永阳坊与以后划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规模建制与东邻的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木浮图,高度与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为隋文帝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皇后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作为皇家寺院,大庄严寺不只规模宏大,而且殿宇壮丽,为当时京城之最。所谓“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且寺内营饰华丽,寺壁多绘有名家壁画,万象纷呈,璀璨夺目。如南门外白蕃神为尹琳所画,中门外两大幅画是号称“画圣”的吴道子的弟子卢棱迦所画,总持、庄严二寺的门额均为少詹事殷令名所书。这些都誉满京都。唐初京师的硕学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内主持寺务。玄奘法师年未弱冠时,曾偕其二兄长捷法师到京游学,就慕名住在庄严寺内。大庄严寺内林木丛茂,风景宜人。据称寺内:“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5]  从“寺中常贡梨花蜜”的记载可知,寺内必然广植梨树。所以庄严寺一直是京师黎民士庶游览避暑的好去处。尤其是在总持、庄严二寺内巍然屹立的双塔,已经成为隋唐长安城西南隅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登高远眺的游乐胜地。唐景龙年间,中宗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时,在寺塔上开筵席,陈伎乐,赐菊酒,宴群臣,并与群臣倡和吟诵,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庄严寺内又珍藏“法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的佛牙。每年定期举行供养佛牙的盛会,豪门贵族、僧俗士庶争相到寺随喜,顶戴礼拜,发愿布施,鼓乐喧天,更是倾动京师。

关于总持、庄严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后建的总持寺塔,其“高下与西浮图(应是东浮图)不异”。两塔的高低一样,这很明确,但建筑形式同否则不详。再据《续高僧传》的记载,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炀帝“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的记载看,两塔都是七层。看来,两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筑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献记载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隋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近百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178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代砖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从中国古文献记载建筑高度,多不精确,常有夸饰看,或也属此。但又据文献记载二塔修建的工期,庄严寺塔用了八年时间,总持寺塔用了五年时间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见,二塔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其高虽可能不至百米,但也应该是相当巍峨的!又据唐代诗人对庄严、总持二寺木塔的吟诵,有时称其为“浮图(即塔)”,更多的则称其为“阁”。如宋之问的应制诗题称:“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阁”。而同时与会的李峤、刘宪、李乂等都题为“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此后的诗人岑参、耿常等诵题均又称其为“阁”。但对照同是佛教建筑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对其均呼作浮图或塔,绝无称其为“阁”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时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国传统建的楼阁式七层塔,塔体由青砖砌成,每层四面各有券门,以便眺望。随称为阁楼式砖塔,但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形制相去甚远。而庄严、总持二寺也是七层浮图,但塔体为木结构,其每层周匝的门户窗槛、回廊栏杆,其形制更接近于当时土木结构的楼阁建筑,或因之人又迳称其为“阁”了。

北朝佛寺的规模比南朝更大,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记载,仅北魏都城洛阳城的内外,就有佛寺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永宁寺,它位于北魏皇宫的附近,是胡太后于公元516年(北魏熙平元年)所建。这寺有殿堂楼阁一千多间,都是雕梁画栋,墙面上绘着大幅的壁画。寺中的大殿建造得像皇宫里的金銮殿一般。殿中供奉有一尊高达一丈八尺高的大型铜佛像,十余尊中型的铜佛像,三尊用珍珠编成的佛像,还有两尊玉佛像,做工都非常精巧。

永宁寺中部的九层宝塔,是洛阳城中最高的建筑物。据《洛阳伽蓝记》说:这塔是“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其中所说的“金刹”,就是指的铜质塔顶,包括重达二十五石的铜宝瓶和三十圈铜制承露盘。再从塔顶垂下四根巨大的铁链,链上和每层檐角上都挂有迎风作响的铜铃,名为“金铎”,上下共一百二十个。当秋风大作时,数里之外都能听到铃声。这座宝塔建成二十年后(536年),全部毁于火灾,据说这场大火一直延烧了好几十天。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出了这塔烧后的残存遗迹。

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年)的河南登封县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塔,是我国现存年代最古老的,也是唯一的十二边形砖塔。这是一座高约四十米的十五层砖造宝塔。塔身平面作十二边形,每三边的中央均有一个圆拱形的门,门两旁各有佛像一座。每层的塔檐都用砖叠涩(即把砖一层层挑出来,檐口推进去)砌成,具有一种抛物线的外观,使塔显得挺拔而秀丽。全塔除底层较为高大外,上面的十四层都间隔很近,塔檐几乎相接,所以被称为“密檐式塔”。

嵩岳寺塔的另一个特点,是采取了外部用砖壁、内部作空心的筒体结构。由于它经受了一千四百年来的风雨雷电以至地震的袭击而安然如故,所以建筑学家们认为它是现代最流行的钢筋混凝土高层筒形结构的雏形。

嵩岳寺塔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继秦汉以后的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时代。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兴盛,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就促使建筑技术有相当显著的提高。在这一时代,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形式,都已基本定型。在建筑设计方面,也出现了专门绘制图样的匠师,建筑工人已能够按照图纸进行施工。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宇文恺和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曾经先后负责监造首都长安城和东都洛阳城。特别是长安城的布局,对于当时日本和朝鲜等邻国的都城建筑,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阎氏兄弟都是名画家,他俩的传世作品有《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等,可见当时的建筑设计家能亲自作画。

隋唐时代的佛教建筑仍然很发达,并多仿照当时的宫殿式样。我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布局,这时也广泛应用于佛寺。但是,这一时代佛教建筑中的木构建筑物遗留下来的非常罕见,仅存的两处都位于山西的五台山中。

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其余三处:四川峨嵋山的普贤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的观音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道场。)之一,相传为文殊菩萨的道场。由于地点偏僻,受战火的破坏较少,所以至今还保存有我国最古老的两座木构建筑物——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建于782年),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物。它的规模较小,大殿的长宽各有三间。四周有柱一周,但殿内无柱。佛坛上保存有唐代塑造的一佛、二弟子(迦叶和阿难),二菩萨(普贤和观音)、二侍立菩萨、二供养菩萨和二金刚等十七尊塑像。这些塑像的风格与敦煌石窟的唐塑非常接近,是一组非常宝贵的唐代群塑。

距离南禅寺不远,还有一座年代稍晚、但规模较大的佛光寺。佛光寺的大殿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857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殿的面阔有七开间,进深也有四开间,柱上斗栱的比例很大,梁架的处理手法也很简洁。屋顶是单檐歇山顶,属于唐代晚期的典型木构建筑物。在我国及世界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殿内有唐代塑造的佛像共三十五尊,包括降魔弥勒佛、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等,姿态都很生动自然。这些塑像连同大殿的木构建筑,柱头上的栱眼壁画、以及大梁下的唐人题字,被称为佛光寺的“四绝”,也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

从这两座唐代木构建筑物看,唐代殿堂建筑的屋顶坡度一般都较平缓,出檐深,斗栱硕大,柱子粗壮,常用版门和直棂窗,整个建筑的风格显得庄重而朴素。

现在还矗立于西安市南郊的大、小雁塔,是唐代长安城遗留下来的两座著名宝塔,并且分别代表着当时佛塔的两种形式——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是唐朝楼阁式塔的代表,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由于《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记载有菩萨化身为大雁,舍身布施,坠地摔死以感化信徒,信徒们当即埋雁建塔来纪念的故事,人们便称慈恩寺为大雁塔。这塔是由著名的高僧——三藏法师玄奘(俗称“唐僧”)亲自设计和监造的,用来存放他从天竺(今印度)带回的六百多部佛经,所以特别有名。初建时为五层方塔,唐末五代初(930年)改修成七层方塔,高六十四米,底边各长二十五米,也就是现在的塔形。

大雁塔在唐朝时就是长安人在春秋佳日登高游览的地方,特别是通过科举制度考取“进士”的人,按照惯例更要登临此塔题名,叫做“雁塔题名”。并且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因此,历代的文人学士所创作的有关大雁塔的诗文很多,尤以唐代诗人岑参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秋天与杜甫等共登此塔时所作的《登慈恩寺浮图(佛塔)》一诗最为著名。

小雁塔原名荐福寺塔,建于公元707709年,是为了纪念唐高宗而修造的。它的规模比大雁塔略小,故称小雁塔。它是一座砖结构的密檐式方塔,原有十五层,底部一层特别高,每边长11.38米,从第二层起每层的高度就变矮变密,形成密集的塔檐,与北魏嵩岳寺塔属于同一类型。它的中部各层又稍稍向外鼓出,构成了一种柔和的曲线形轮廓,显得端庄而秀丽。

大雁塔和小雁塔都经历了千余年来陕西发生的七十多次大小地震,大雁塔从未受损,小雁塔则在明朝中期(1487年)的一次大地震中塔身发生了纵裂,裂缝达一尺多宽。奇怪的是在三十四年后(1521年)的再一次地震中,竟又把小雁塔的裂缝震得合拢起来,所以古人认为这是“神合”的奇迹。但它的顶部两层,后来却被另一次地震震坍。所以,目前只剩下十三层,仍然高达四十五米。塔内还保存有金代明昌四年(1193年)铸造的一口大钟,这钟的音响清脆,声扬数里,所以又有“雁塔晨钟”的称誉。

复杂多样的宋辽金元建筑

宋代是我国木构建筑的成熟时期,并且出现了总结性的专书。代表作品就是公元十一世纪末李诫著的《营造法式》,这书总结了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木构建筑经验,对于构件实行规格化,对工料也实行了预算制度。这部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北宋朝廷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式刊印颁布,向全国推广。在这之前的元丰年间(10781085年),还曾总结过修筑城池的经验,编出了《筑城法式》。

据北宋学者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的记载,五代到宋初(十世纪后半期)有一位最优秀的建筑匠师名叫喻皓。他曾经编写过一部三卷本的《木经》,总结建造木结构房屋的经验。书中严密地规定了梁架结构中各部分的尺寸,使木构建筑物进一步规范化。传说当时的吴越国王曾经在杭州梵天寺建造过一座七层木塔,但造好后塔身经常摆动,经过喻皓建议逐层加板钉实后,塔身才固定下来。又相传喻皓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城里还造过一座最高的木塔,但塔身却向西北倾斜。人们都奇怪地询问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斜塔?喻皓回答说:这是由于汴京的地形无山,又经常刮西北风的缘故,经过上百年后,塔身自然就会正起来。如果这一传说属实,那么这座塔就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斜塔了,它比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还要早两个世纪。

在北宋,汴京又称“东京”,是当时各类建筑物最集中的地方。它的城池有内外三层,最里层是皇城,中层是内城,外层是罗城(外城),拥有上百万的人口。它既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又是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在汉唐时期,长安和洛阳等都城的居民都住在具有封闭式围墙的里坊内,并且不准朝着大街开门。商人们也不许沿街设店,而必须集中在规定的商市里,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到了北宋,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对居民和商人的控制就逐渐放松。城市里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允许面向大街开门,商人也可以沿街开设店铺,还出现了夜市。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从现存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作,现藏故宫博物院),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汴京城内外的各种各样建筑物和繁荣的街市情况。特别是汴京近郊的农舍和酒店,汴河上的虹桥,东门的城楼,以及商店、茶坊、酒肆、民宅和官署等建筑,在画中都有详尽的描绘。

从另一本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也可以看到汴京城内商市的面貌。如书中描写的大相国寺市场、潘楼街酒店、金银采帛店、勾栏瓦子(即游艺场)、以及“州桥夜市”等等,都要比隋唐的长安商市繁华得多。

但是,汴京城早在宋金之战时(十二世纪初)就毁于战火。现在开封城内的大相国寺和龙亭等古迹,都已是清代的建筑,只有北门内的祐国寺“铁塔”还是北宋原物。此塔建于1041年,是一座用琉璃砖砌成的仿木结构宝塔,也是现存宋代砖塔中最高的一座。由于所用琉璃砖的釉色深褐,远望如铁色,故称“铁塔”。塔的平面是等边八角形,计有十三层,高达五十七米。外壁上镶有浮雕着各种华美图案的琉璃面砖,包括佛、菩萨、飞天、龙、麒麟和宝相花等五十多种图案,所以是研究宋代砖雕艺术的珍贵实物。全塔使用的砖除琉璃面砖外,还需要大量各种尺寸的斗栱、柱、枋、椽子和平座的砖料,但是都被统一在二十八种规格之内,这说明当时我国的建筑匠师已能精密地装配砖构建筑物的预制构件了。

传说这座“铁塔”的前身是一座八角十三层的木塔,并由名匠喻皓负责设计建造。他在施工前曾先做好模型,经过反复推敲后才完成设计的。

北宋的殿堂式建筑在山西境内还有部分遗存,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原市郊晋祠的圣母殿。这殿初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重建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殿的式样是重檐歇山顶,高十九米,南北宽七间,东西进深六间,平面近方形,四周都有宽敞的回廊,这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具有回廊的最早实例。殿内的四十尊神态各异的宋塑侍女像,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宋塑代表作品。

晋祠中建于金代大定八年(1168年)的“献殿”,是一座凉亭式的殿堂建筑物,造型简洁开朗,也是八百多年前的代表性建筑物。

具有江南特色的苏州园林,也从宋代起闻名于世。宋徽宗时激起农民起义的“花石纲”事件,就主要发生在苏州,其中的“石”,即指苏州附近所产的可作假山用的“太湖石”。

现在保存在苏州观前街玄妙观中的“三清殿”,距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建于1179年),是江南现存最早的一处道教古建筑。这殿的屋顶是重檐歇山式,面阔九间,通长四十五米多;进深六间,通深二十五米多。殿前有月台,周围有石栏。殿内供奉着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三尊泥塑金像,故名“三清殿”。它是我国现存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道教寺观之一。

与北宋同期的我国少数民族政权中,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很重视建筑事业。辽国地处东北和华北,统治者特别崇信佛教,在境内大造佛寺,所以保存到现在的辽代寺院和佛塔遗迹也较多。例如著名的“华北四宝”之一的“应州塔”,就是辽代所建(其余“三宝”:隋代所造时“赵州桥”,宋代铜铸的“正定菩萨”和铁铸的“沧州狮子”)。

“应州塔”又名“释迦塔”,位于今山西省北部应县的佛宫寺内,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楼阁式木塔。通高达六十七米,底层的直径也达三十米。在外观上好像是一座五层的八角形塔,实际上塔中还建有四个暗层,所以应该算是九层高塔。塔内供奉有高达十一米的释迦佛坐像,基本上还保留着辽代塑像的原貌。

应州塔的每面都宽三开间。从第二层开始,每层的塔身外壁都设有平座和栏干,可以凭栏远眺巍峨的“北岳恒山”和蜿蜒曲折的桑干河。塔顶是八角攒尖式,上有铁制的刹柱(塔尖的立柱,有避雷的作用),还有相轮、宝盖、圆光、仰月和宝珠等构件,下面又有砖砌的两层莲花座。整个造型既复杂又美观,所以古人形容为“鬼斧神功”所建。

这座著名的应州塔正位于大同盆地的地震带,所以九百多年来曾经遭受过多次强烈的地震。但是,这塔却一直巍然屹立,连塔刹也未被震坏,说明它具有很高的抗震能力。据初步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地基十分坚固结实,塔身是用几个矩形的木质框架组成,并利用内外两圈柱子来巩固框架,所以在结构上是非常稳定的。塔中四个暗层的设置,等于是增加了四道钢箍,也加强了木塔的稳定性,因而才能经受得起多次较强烈地震的摇撼和暴风骤雨的袭击。

正定四塔

释迦塔

与应州塔的时代和地点相近,而又具有同样抗震性能的古建筑,还有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的独乐寺观音阁。

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都是辽代的建筑,建造于辽代统和二年(984年)。山门的屋顶是庑殿式,屋脊上还保存着两个“鸱尾”,张口吞脊,尾瘦而高,并向内卷曲,像鱼尾一般。传说这种鸱兽能够吐水灭火,所以古人就把它的形象作成屋脊的装饰,包含有辟除火灾的意思。

观音阁高达二十三米多,上下共三层,每层都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阁内供奉有高达十六米的泥塑观音像,因头顶部还塑有十个小佛头,故称十一面观音,这像从阁的底层穿过中层和上层,头部直抵阁顶。这尊观音像和两侧的侍立菩萨像都面容丰润,姿态端庄,还带有唐代的艺术风格,是现存辽代塑像中的精品。

这阁所用梁、柱、枋和斗栱的构件数以千计,但布置和使用时都很有规律。如全部的梁枋有好几百根,但从断面看只分六种规格,并组合得非常协调。这说明在公元十世纪末期,我国黄河下游地区的建筑用材也已高度规格化了。

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高阁,曾遭受过三十多次地震的袭击。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发生的河北东部的大地震,当时蓟州(今蓟县)的官署和民居全部震坍,唯独观音阁依然屹立。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又把独乐寺里的辽代白塔和其他明清建筑物大部分震坏,而观音阁在震后仍无损伤。据建筑专家研究,这是由于它的地基坚实匀称,梁架用材比例恰当,柱网的布置全局一体,榫卯结合严实,以及套框式的梁柱结构和柱子“侧脚”所产生的稳定因素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的。

独乐寺观音阁

元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又一次大统一的时代。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市),是一座建筑得十分壮观的世界闻名的城市。

元大都的城墙全用夯土筑成,未用砖石。但为了加固起见,在夯土墙中加进了横木和竖柱。四面共开有十一座城门,除北城墙只开二门外,其余三面都各开三门。城门都用砖筑造,上建城楼。另在城墙的四角建有角楼,现在保存于建国门内的明清观象台,就是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旧址。

元代的皇宫是以今北海琼华岛(当时叫“万岁山”)和中海(与北海合称“太液池”)为中心而修建起来的。共分三组建筑群,一组是皇帝生活起居的“大内”(宫城),在太液池的东岸;一组是皇后和贵妃们居住的兴圣宫,在太液池的西北岸;还有一组是太子居住的隆福宫,在太液池的西南岸。这三组宫殿用一座东西向的长桥连接,即今北海大桥的前身。据考证,这座宫殿是由阿拉伯籍的建筑匠师也黑迭儿负责监修完成的。

大都城的商业区在皇宫的北面,并以积水潭为中心。这是由于当时开凿了一条连接元大都和通州(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的人工运河,名为“通惠河”,而大都城的码头就设在积水潭的缘故。所以,当年的积水潭内经常停泊着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岸边也就形成了店铺林立的闹市区。

曾经在元大都生活过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大都城的街道“划线整齐”,“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解放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察,情况确实如此。在南北向干道的东西两侧,都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它的布局与北京城内现存的旧街和胡同的位置基本上一致。当时的大街宽约二十五米,胡同的宽度在六米到七米之间,干道的两侧还有石砌的排水明沟。

这座与明清北京城规模相近的大都城,于元亡时被明朝大将徐达把北城墙往南移到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后来,明朝又把内城向南移到今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一线,还加筑了南面的外城。因此,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相比,东西的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明清北京城的中心更向南迁移了。

北京城内外现存的元代建筑物以阜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和城外居庸关的云台最为著名。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因寺内有一座形制巨大的砖筑白色喇嘛塔而得名。这座白塔高达五十米,由基台、塔身和塔顶相轮三部分组成。基台分三层,下层是台基,中、上两层是平面呈“亞”字形的“须弥座”,须弥座上有覆莲状的雕刻。座上的塔身,俗称“塔肚子”,也叫“宝瓶”。再上是“塔脖子”和“相轮”(又称“十三天”),相轮上设置铜质宝盖,四周挂着流苏和铃铎,能够迎风作响。宝盖上还有小铜塔一座作为塔刹。塔形丰满浑厚,各部分都用白灰浆粉刷,所以远看上去很像一个戴着笠帽的白色巨人。据有关记载,这塔是由尼泊尔著名匠师阿尼哥参加设计建造的,所以又是中国和尼泊尔建筑艺术融会的杰作,也是元代喇嘛塔中的代表作品。

北京妙应寺白塔

居庸关在北京市西北五十公里的昌平县境,关城中心的一座塔台名云台,建于元代末年,全部用汉白玉(白色的大理石)砌成。台基长二十六米多,宽十七米多,高九点五米。台上原来矗立着三座喇嘛塔,已于元末明初时被毁。但台下拱门内的石壁上,仍保存有精美的石雕佛像和四大天王像,可以说是元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同时,石壁上还刻有梵文(古代印度文)、藏文、八思巴文(元代时制定的蒙文)、维吾尔文、汉文和西夏文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这也反映了元代时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以及国内外交通发达的情况,所以这处古建筑遗迹很值得珍视。

居庸关云台

除北京以外,现存元代建筑中最完整的一处,是位于山西永济县的“永乐宫”。这座道教建筑物建于公元12441262年之间,前临黄河北岸,后依高耸的雷首山。这里的山川秀丽,松竹成荫,相传是道教神话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故乡。

永乐宫有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等几座主要建筑物,其中纯阳殿就是供奉吕洞宾用的,俗称“吕祖殿”。永乐宫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组元代道观建筑物,更重要的是在三座大殿内共保存有面积达九百六十平方米的元代壁画,尤以三清殿和纯阳殿内的壁画最为优美。如三清殿内的道教人物壁画,描绘了近三百个神像,线条生动流畅,每像都各有特点,无一雷同。纯阳殿内的壁画,主要是用五十二幅连续画面来描绘吕洞宾的一生事迹,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永济县的永乐宫

明清的宫殿、民居和园林

 我国的建筑发展到明清时期,在官式建筑方面已经高度标准化和定型化。清朝政府于公元1733年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又进一步加以制度化。它规定把所有官式建筑物分成二十七种格式,每一种格式房屋的大小、尺寸、比例和构件都固定不变。这种做法在施工中固然方便,但却缺乏灵活性。但聪明的建筑匠师们利用这种成熟的和定型的做法,妥善而巧妙地完成了明清皇宫、坛庙和园囿的建筑设计,遗留下来的像北京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等一系列优秀的建筑群。

明清在建造北京皇宫的过程中,曾经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成千上万的匠师。如明代江苏吴县的木工蒯祥,就曾精确地设计了宫中的楼阁台榭和回廊的布局,博得了“蒯鲁班”的称号。江苏武进县的石工陆祥和松江县的木工杨青也对故宫的建筑做出了贡献。在清代设计宫殿的著名匠师中,则以号称“样式雷”的雷发达一家最为有名。雷家曾在清代工部衙门的“样房”里世代任职达二百年之久。雷家所制的“烫样”模型,设计得非常准确精密,被认为是清代最杰出的世袭建筑师。

由明清杰出工匠们建造的北京故宫,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也是我国宫殿建筑物中总结性的杰作。它占地达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合1087市亩),其中建筑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拥有大小殿堂宫室计九千多间。前部以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为中心,左右配以文华和武英二殿,作为皇帝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后部有乾清、坤宁二宫和交泰殿,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还有东、西六宫是皇后和贵妃们的住所。目前,这座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珍贵的宫殿建筑,正由我国最大的历史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精心管理,并向国内外观众开放。

明清的民间建筑从总的发展方向来看,也趋于标准化和定型化。但由于受到的约束较官式建筑为小,再加上地区、民族、阶级和贫富的不同,表现在具体建筑物上的差别也比较大。这就意味着民间匠师们在设计施工中享有较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使此期民间建筑的地方特色更为显著。

早在明代中期,江浙一带民间的木构建筑就有了规范化的专书《鲁班经》,它是以堂屋为中心来规定其他房间尺寸的。流行于北方黄土高原的窑洞住宅,到明清时期也有了发展,从布局到结构都作了改进。当时福建的土造楼房,用一米多厚的夯土墙承重,可以建成高达四、五米的楼房。各地区、各民族的建筑装饰艺术也比官式的更加生动活泼,富有变化。

在明清时期,四合院式的住宅在我国北方更为流行。这种住宅的特点是按南北中轴线对称地安排房屋和院落。通常是把南向的房屋称作“正房”或“上房”,北向的房屋称作“倒座”,东西两侧的房屋称作“厢房”。其中正房供长辈居住,厢房供晚辈居住,倒座则用作客房或仆役的住室,另有耳房和小院作为厨房和杂屋等。院子的四周都有封闭式的围墙,所有门窗均朝向院子,以保持安全和宁静。大门多开在南面围墙的东部,大门内有迎面的影壁(又名照壁),使外人看不到院内的动静。大门和二门之间称为“前院”或“外院”,前院的南侧有一排“倒座”。二门又名“垂花门”,常有比较华丽的装饰。二门内称为“内院”、“正院”或“里院”,是四合院的中心部分。在正房和厢房之间常用走廊连接,庭院里多栽有花卉树木。比较大型的住宅则由几个四合院组成,并在左右或后部再营建花园。

四合院的屋顶式样以硬山式的居多,次要的房屋才用平顶。一般居民住宅的屋瓦和墙面多使用灰青色,比较讲究的住宅才在大门、二门、走廊和主要住房略施彩色。至于琉璃瓦、朱红门墙和金色的装饰,则只有贵族府第才许使用。一般四合院房屋内外的地面多铺以方砖,室内可按照生活的需要,用格扇和博古架(饰有古代文物图案木板架)隔成若干空间,上部再安装纸糊的顶棚。由于北方气候寒冷,所以屋顶和墙壁部比较厚实,室内还设有暖坑。

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千百年来一直广泛流行着窑洞住宅。到明清时期,在结构上也有了发展。可分作“靠崖式窑院”和“天井式窑院”两种类型。靠崖式窑院是在天然崖壁内开凿窑洞,较为讲究的还在窑洞里加砌砖券或石券,以防黄土崩坍。有的还在窑洞外加砌砖墙,以保护崖面。规模略大的窑院,则在崖外再建房屋,并围以土墙,组成较大的院落。“天井式窑院”或称“地坑式窑院”,是在平坦的“原”(黄土岗地)上,开凿方形或长方形的深坑,再沿着坑壁开凿窑洞。这种窑洞多以各种形式的阶道通到地面上,或掘隧道与附近的天然崖面相通,成为连接外部的地下通道。这些窑洞的形式,一直到今天还流行于我国的黄河中上游地区。

在长江下游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所以屋顶的结构和墙壁都较单薄。较大的厅堂内部则常用屏门、隔扇等分成小间,其中分作前后两部分的厅堂称作“鸳鸯厅”。在色彩上一般喜用白墙和灰瓦,露出于室外的木构部分则常刷成深色,如黑色、褐色或墨绿色等。

又如居住在西南各省和台湾、海南岛等亚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住宅。由于这些地区气候炎热,并且多雨潮湿,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使用下部架空的“干栏式”住宅。这种住宅既便于通风和采光,又可防范野兽或盗贼的侵犯。像云南傣族的住宅,平面多作横长形,有的是木结构,有的是竹结构。下层多用作饲养家畜,或作堆放杂物和碾米之用,楼梯有的设在室内,有的设在室外。上层的前部有晒台和长廊,后部就是堂屋和卧室。有的干栏式住宅可以高至三层,并利用屋顶作成阁楼。

我国的园林艺术有着三千年左右的悠久传统,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了总结造园经验的专书。例如江苏吴江人计成,他是明末江南的著名造园匠师。他一生贫困,终年为富商豪绅和显宦造园。他在崇祯四年(1631年)写成的《园冶》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部书曾被日本园林学界推崇为世界造园学的最早名著。

在明末清初时期,江南的商品经济更为发达,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因素。当时不少城市兴盛繁荣,一些富商大贾纷纷兴造园林来作为一种享受。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常熟、松江和嘉兴等地,私家的园林分布最多,计成的《园冶》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

在《园冶》中,特别讲究堆砌假山的技术和借景的重要性。如在“选石”一卷中,他认为苏州洞庭西山的太湖石最佳,其余有江苏宜兴石、昆山石、镇江岘山石、六合灵岩石、南京龙潭石和青龙山石、安徽灵壁石、巢湖石、宁国宣石、九江湖口石和广东英德石等。清朝初年扬州的名画家石涛和尚又是叠石作山的高手。他利用扬州盐船从外地返航时所带回的小石料堆砌假山,有时甚至要用上万块石料才能叠成一座假山。所以,他造的园林博得了“万石园”的称号。

江南私家园林的面积一般较小,并且常同住宅联系在一起,所以又名为“宅园”。由于空间小,距离短,在造园时就必须采取某些独特的艺术手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和环境。造园的要求是以“得景”为主,富有曲折变化,而不能使人一览无余。因此,《园冶》中所说的“借景”手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借景”的意思是把附近的自然山水或高大建筑物(如宝塔和寺庙)的景色组织到园林中来,这样就能大大地延长人们的视野,无形中也扩大了园林的面积。例如苏州的拙政园,就成功地利用了附近的九层高塔——宋代的北寺塔作为借景;另一所名园——留园,也以附近的虎丘塔(五代时建成的七层高塔)作为借景等等。

“因地制宜”是江南私家园林的另一特点。如苏州拙政园的水面很大,几乎要占全园面积的三分之一,匠师们在设计时,就将园内诸景以“散”为主。而同地的网师园,由于水面少,面积小,设计时又将园内诸景以“聚”为主,这同样可以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这些私家园林还经常利用假山、树木、花墙、漏窗、回廊、亭榭和厅堂等,将全园分隔成各具特点的“景区”。各个景区又富有变化,使山石、树木、池水和建筑物互为“对景”。这样,就可以取得小中见大,幽深曲折和变化无穷的艺术效果,在游览中也可以使人左右逢源,莫测远近,以增添游兴。

由于江南私家园林具有上述的艺术特色,所以深受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欣赏。他们下令在北京和承德一带的皇家园囿中,也大事模仿江南园林的景色。如苏州的狮子林和杭州的西湖十景,都在圆明园中有所反映。而乾隆时始建的颐和园(当时名为“清漪园”),则更是有意识地模拟西湖,如以西山诸峰比拟杭州的南北高峰,以西堤比拟西湖的苏堤和白堤,以昆明湖中的小岛比拟西湖的湖心亭,以报恩寺塔(清末改建为佛香阁)比拟西湖的雷峰塔,以玉泉山石塔比拟西湖保俶塔等等。

保俶塔

此外,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是仿自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内湖的长桥两侧则仿自苏州的临水街道,故名“苏州街”。而承德“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中的“烟雨楼”和“狮子林”,也分别仿自嘉兴和苏州的同名私家园林。

但是,北京的皇家园林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财力雄厚,占地广阔,并且集中了大量的能工巧匠,所以又有许多江南私家园林所不能企及的地方。例如北京西郊的三山(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即颐和园),它们都是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人工建筑与大片自然胜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款项修复的颐和园,可以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高峰。前者已毁于英法联军侵略者之手,只有少数遗迹可寻;后者至今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该园风景绝佳,为旅游胜地。

总起来说,我们伟大祖国的建筑传统是十分悠久的。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出现了以木材构成的框架式建筑物。经过历代匠师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和创造性的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建筑体系,并且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至于砖石结构的建筑物,也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不过,它只是木构建筑物的一种补充,有相当数量的砖石结构建筑物仍然是仿照了同期木构建筑的式样。

民日常生活状况的珍贵艺术资料。这组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道观建筑,解放后因治理黄河工程的需要,已于1959年按原样迁建到附近的芮城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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