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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日志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2015-09-15 23:18:19|  分类: 工业遗存保护再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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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消失的工业文明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各地纷纷推进“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的工业企业搬迁行动,工业企业搬离市区后,如何面对大片工业遗址,保存这些反映时代特征、记录人类文明的工业遗存,合理利用工业遗产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城市网将陆续推出“探路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系列文章,客观分析工业遗产现状,深入研究工业遗产保护价值,广泛探讨工业遗产利用模式。

工业遗产,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

什么是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技术、审美启智以及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既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遗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根据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脉络,我国工业遗产主要包括: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的工业遗产,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兰州通用制造厂的前身甘肃制造局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如重庆钢铁集团、重庆兵工厂等;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等时期大规模建设的工业历史遗存,如洛阳涧西工业区、沈阳铁西工业区等。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认定和保存有价值、有特点的工业遗产,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意义。

现状:工业遗产屡成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工业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目前已有23个国家的43项工业遗产列入世界保护名录,但我国仅有都江堰水利工程1项广义工业遗产列入其中。按理说,我国工业化历程并不遥远,建国后沿袭前苏联工业立国思路,工业城市遍地开花,但何以列入名录如此之少?

据调查,近十几年来,北京拆除了近2000万平方米可改造利用的工业建筑,上海北外滩地区经历多年的高强度开发,已将东大名路以南的绝大多数工业遗产悉数拆除,现存的耶松船厂旧址等也被周边高层建筑区所环绕。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工业遗产现状也不容乐观,曾是世界三大浮法玻璃企业之一的洛阳玻璃厂,在政府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园项目是被拆得片甲不留;甘肃近现代工业的开端、左宗棠于1872年设立的甘肃制造局建筑遗址,也难逃厄运,于2004年被拆除;就连已经编制好再利用规划、由匈牙利援建的成都无缝钢管厂,也因顶不住土地出让的巨大压力,厂房设备在两周内被全部拆光。

工业遗产消失,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城市发展,工业企业被不断扩展的城区包围在内,客观上对城市整体功能的划分形成阻碍,很多工业区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被赋予了新的城市功能。其次,大部分的工业企业多为重化工企业,对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也构成潜在威胁,老企业搬迁、老厂址改造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同时,在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城市人口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城市管理者有很大动力拆除这些老厂房,让位于住宅、商厦和写字楼。工业遗产屡成城市建设“牺牲品”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全局规划和长远眼光,低估了工业遗产价值,没有协调好城市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

保护:观念障碍与发展契机并存

当一座厂房或作坊不再具有经济意义的时候,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垃圾被清除掉?工业遗址是拆或是留?工业遗产是遗弃或是利用?这是每个城市在新旧交替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许多人将老厂房、老仓库看成是城市的累赘,“当传统工业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批工业建筑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又占据着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因此,采取简单粗暴的“推倒重来”方式,造成大量资源损失、浪费。对此,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表示,“他们只看到厂房下面土地的价值,却没看到它所承载的历史内涵远远超过土地本身,这是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损失。工业遗产应是城市的财富,而非包袱。”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王国平认为,“工业企业可以离开老城区,但工业遗产必须永远留在老城区,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抛弃它们就会忘记我们‘回家的路’。工业文明昨天是城市的骄傲,明天仍然应该是城市的骄傲;老城区可以没有工业企业,但是绝不能没有工业遗产。”显然,对工业遗产保护所在意的不是物质遗存本身,而是附着在它们上面的那些形而上的东西。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休闲文化的成熟、工业旅游的勃兴、创意产业的蓬勃、怀旧思潮的兴起,工业遗产的保护迎来契机。事实上,北京、天津、青岛、杭州等城市也纷纷制定了保护工业遗产的具体政策。专家们建议对工业遗产应尽快进行普查,摸清家底,确定分级分类保护标准,以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并赶在推土机碾倒之前,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切切实实地保护,而不是轰轰烈烈地走形式。

探路:在保护和利用中寻找平衡

《威尼斯宪章》说:“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保护工业遗产,旨在让其文化价值为当代人和后世人共同永续享用,在维护其可持续的文化价值的同时,焕发其在本时代的文化光彩。

目前,大家普遍认为工业遗产保护成功的模式,就是对成片的工业遗产群进行全方位的工业旅游开发,将区域内的工业遗产按功能区开发成工业博物馆、展览馆、购物中心、公共休憩中心、商业购物中心、娱乐中心等,比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北京的798工厂。对此模式,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工业遗产保护应该有一种“活化”概念,保护是前提、利用是趋势、“活化”是核心,通过活化并再利用的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董卫则认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很多,但是没有“万能”,应该从城市价值的角度来思考,将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

近年来,杭州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作了诸多探索,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王国平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时说,杭州在工业遗产保护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条理念:一是“应保尽保”理念,对全市工业遗址进行全面梳理,提出“一揽子”保护名录。二是“积极保护”理念,保护应是动态的,既要重视工业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保护前提下适度利用,通过适度利用实现真正的保护,在保护与利用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实现“双赢”。

工业遗产保护需借政府之“手”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加,保护口号声响日益强烈,保护效果却不容乐观,眼见工业遗产屡遭遗弃、破坏、甚至消失。痛定思痛,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究竟陷入怎样的困境?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是谁?是否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制度?

工业遗产保护的春天何在?

“一百根工厂烟囱是繁荣时的污染,十根冷却的烟囱却是丑陋的眼中钉。最后一根工厂烟囱受到了拆毁的威胁,却成为过去工业时代骄傲的象征。”英国文化历史学者罗伯特·休伊森的话,总结了西方国家对于工业遗产保护曾走过的弯路,也点出了我国工业遗产令人堪忧的现状。

尽管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就将工业遗产纳入新型遗产范畴并着手保护,一些地方也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模式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但由于城市发展用地紧张、产权归属复杂、相关法律细则不完善、缺乏科学规划等因素,包括“156项目”在内的大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已经或正在消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表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其复杂性体现在人们对遗产价值认识的主观性、遗产类型的多样性、遗产自身功能的延续性以及遗产产权的多样性上。”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要保护工业遗产,首先要界定产权,只有产权明确,资源才能得到最优配置。由于特定原因,我国的工业遗产的产权主要是国有性质和集体性质。基于这一历史特点和社会体制特征,政府必然在工业遗产保护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国外工业遗产保护成功的经验来看,工业遗产的保护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工业遗产保护是一项公益事业,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业遗产实施保护利用。

立法,为工业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工业遗产保护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缺乏完整的系统理论和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及各地方法规是针对历史文物保护的唯一法规,但由于绝大多数工业遗迹自身年代不够久远,因此无法列入受文物法保护的范围之内。同时,我们看到地处城区的大部分工业建筑,多是企业“退二进三”后腾退出来的,且占地面积大,在城市用地矛盾突出的现实下,应以利用为前提,进行合理保护,让工业建筑更好地融入城市化进程,因此也不应简单地套用文保条规。

美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以国会颁布的一系列相关的法规为基石。从1906 年的《古物保护法》至1935 年的《历史遗址法》,再到著名的196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以及后来的《环境政策法》等,联邦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的范围从最初的古物到历史遗址,再扩大到后来的工业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国家历史场所登录制度》将大量的工业遗产列入登录名单,扩大了工业遗产保护范围,使美国工业历史上许多重要见证物的保护与管理有了法规制度的保障。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出台工业遗产保护的法律文件,因此,亟需加快工业遗产保护的立法,使工业遗产保护有法可依。首先,依法界定工业遗产。通过深入分析城市历史和工业遗产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制定工业遗产评价标准,并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如上海已经制定了保护工业遗产法规,将建成3O年以上,在我国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界定为工业遗产,必须将之作为优秀历史建筑实施有效保护。其次,依法保护工业遗产。通过法律确认工业遗产保护主体及其职责,理顺工业遗产保护中的各相关方面关系,规范其行为,依法制裁破坏工业遗产的行为。同时,需要依法对工业遗产开发进行规范,确定开发原则、程序等,并依法规范市场行为秩序,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确保对其良性开发。

普查,为工业遗产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表示,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首先取决于发现,而普查则是发现的基础和保证。普查可以对工业遗产做出系统勘察和登记,建立工业遗产的详细档案,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依据。

英国最早开始关注工业遗产保护,早在19世纪末,就诞生了“工业考古学”。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英国很多旧工厂倒闭,甚至被推倒重建。这一现象引起了英国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应该对工业革命与发展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加以记录和保存。上世纪70年代,法国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针对工业遗产进行的专题普查。法国各大区普查机构派出普查组到工业遗产区实地考察建筑物、机械设备、遗址景观等,搜集文件、档案、信息,采访当事人及了解当地相关习俗。然后,普查组内各学科的专家将实物遗存和已有史料进行反复查对,从而得到每一处工业遗产完整的记录,并将这些文字、图纸、照片、录像等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存入资料库。

20072011年,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工业遗产被列为重要普查对象。然而,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苏斌看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确实对部分工业遗产进行了调查,但其并不是主要的调查对象,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认定、分类,建立遗产清单,以照片、录像、图纸和文字等形式系统发掘整理遗产地的景观和档案,收集包括口述历史和当事人记忆在内的信息,建立工业遗产数据库。

规划,为工业遗产保护提供科学指导

西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的A·麦格斯先生认为:“为了找寻恰当的用途,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制订包括管理政策在内的保护规划确定场所的重要意义。保护规划将有助于界定场所的文化意义,并将它与未来的有关问题相联系。政策也能为某一场所的恰当用途提供建议,这些用途必须考虑诸如法规控制和经济可行性等其他因素”。

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仍然存在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缺乏规划管理,而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虽然我国在城乡总体规划中提到要注重工业遗产的保护,但是没有将工业遗产保护落实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中。加上城市规划工作者保护意识不够,对工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工业遗产保护只停留在国家号召的层面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规划。

近年来,杭州市结合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具体实践,出台了相应的管理规定,使工业遗产建筑的规划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一是把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纳入城市设计。在城市设计方案中对现状工业企业厂区现状调研、景观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城市设计范围内企业的建筑物作为工业遗产保留及其保护利用可行性。如杭州大河造船厂、杭氧杭锅、蓝孔雀等工业遗产的保护,都已经纳入相应区域的城市设计中。二是单独编制针对特定项目的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在对现状工业遗存重点保护要素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划定保护区范围,制定相应的保护要求,并提出保护与利用方式,提出合理的用地经济技术指标等,更好的指导下一步的实施方案设计。三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保护指标。对工业遗存所在控规单元(或局部)进行调整,落实各项规划指标,通过控规法定图则来落实大师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设计意图。

杭州大河造船厂的“前世今生”

坐落在运河畔的杭州大河造船厂,9幢旧厂房修缮一新,土黄的外墙,茶色的玻璃,让原本有些破败的厂房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与周围的刀剪剑伞扇博物馆、运河西岸艺术园,远近相闻,互相呼应,融为运河一景。

运河岸边依然保留的下水坡道,厂房里依然放置的车床,我们依稀能看见旧时坡道上的船来人往,我们仿佛还能听见昔日车床的嗡嗡作业声。

已经沉寂的杭州大河造船厂,曾是杭州船舶业的数一数二龙头企业。从昔日萌生,到盛级一时,再到如今的寂寥,她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为此我们采访了曾经在船厂工作的老船工们,为大家揭开这座船厂的身世谜底。

钱阿兴:

已入耄耋之年的钱阿兴早已退休在家。就在上个月,老人还和厂里的其他老船工一起,到现在的大河造船厂旧址转了一圈。对于这个“干了一辈子活”的船厂,钱师傅有着非比寻常的深厚感情。

1958年,杭州拱墅国营造船厂成立,1959年更名为杭州大河造船厂,此前一直在船厂做木工的钱师傅,正式成为杭州大河造船厂的第一任厂长。“当时船厂不在现在的位置,厂房也没有那么大,占地也就十来亩。”无论是大太阳的夏天还是冷风呼呼的冬天,200多名船工当时造船、修船全都在露天厂房里。

至今钱阿兴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当年挑选、搬运造船用的木头原料:我们经常到龙游、金华一带采购木头。一早起来,从杭州上火车,坐7小时到龙游,在当地住一晚,第二天天还没亮,再赶坐汽车到山上挑木头,再把挑好、绑好的木头运到山脚下,找人运回杭州。

“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厂里几个伙计一起推车赶到杭州的南星桥,把运来的木头装上车运回厂里,经常整夜通宵地搬,晚上也不回家,累了就直接在厂里的旮旯头躺下睡觉,天亮了再上班。”

尽管条件很艰苦,杭州大河造船厂却已是当年杭州乃至杭嘉湖一带人尽皆知的大船厂。造船最多的一年,一共做了14条木船,“在当时生产条件下算是奇迹了。那会儿全厂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每造好一条船,我们都在船头绑上红布庆祝。”

1959年前后,杭州大河造船厂才从原来的登云桥位置正式搬迁到现在的轻纺桥附近,经过当时拱墅区、杭州市的拨款建设,相继有了现在旧址的9个老厂房,职工食堂、职工宿舍等等。船工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罗绪

如果说钱阿兴眼中的大河造船厂还只是个初生的婴儿,那么,罗绪眼里的大河造船厂就是个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的青年。

大学期间主修船体、机械专业的罗绪1962年进入杭州大河造船厂工作,从进厂开始就在技术科从事技术钻研。

据介绍,整个70年代,大河造船厂先后有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100多名年轻人充实到船工队伍中,给造船厂的船工队伍增添了不少年轻人的欢笑声,也带来了巨大的知识技术革新动力。

1967年,大河造船厂自主研发的第一艘机动水泥结构客运船下水试航,告别了大河造船厂之前只制作木结构手划船的时代,生产出了第一条机动船。“19668月接到杭州航运局的订单,1967年春天我们自主研发出第一艘客运船,载客60人,先后一共制作了12艘类似的客运船。”

接下来,大河自主研发的路子越走越顺。

1971年间,由杭州大河造船厂自主研发的警卫艇被分别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专用。

1972年间,由杭州大河造船厂自主研发的200吨油轮,用于上海黄浦江的外轮加油,并获成功。

1975年,大河造船厂开始生产登陆艇,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门定点生产厂家。

“可以这么说,上世纪70年代是大河造船厂的全盛时代,生产技术在杭嘉湖一带领先,造船的业务量也达到了一个顶峰。”

这样的说法,在钱阿兴和钱根木那里也得到了证实。钱阿兴介绍,上世纪70年代,大河造船厂的职工人数达到了近900名,是大河造船厂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间。也正是在70年代,大河造船厂创造了一年制造各类船舶90条的最高纪录。

“当时别说是生产车间,就是我们技术研发部门,也经常主动通宵加班。我还记得,厂里会给每人准备一个馒头,一碗粥当夜宵,现在想想那日子虽然很苦,却是苦中有乐,大家都有股齐心协力的劲。”

钱根木:

钱根木同样属于上世纪70年代充实到大河造船厂的年轻人当中的一员。

当时高中毕业的他在杭州某中学任教两年后,被分配到船厂,从钣金工开始做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任杭州大河造船厂厂长。

钱根木见证了大河造船厂的转折。

1974年刚进场的时候,厂里业务很忙,到了80年代中期厂里已经出现亏损,不得不发展造船以外的其他行业。”

据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部队登陆艇暂停生产,在民用船只上,由于受到运河航道的限制,大船吃水深很难制造,小船的业务量日益减少。

1988年,由大河造船厂设计制作的钢结构环城北路人行天桥建成,标志着大河造船厂开始涉及除造船以外的其他行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间,杭州大河造船厂先后制造了金衙庄人行天桥、南星桥人行天桥、清泰拼接立交桥等10座钢结构人行天桥。

此后,大河造船厂还参与研发了多种民用产品,如电动自行车、高压静电除尘器等产品。

虽然造船的业务不像以前那么繁忙,不过在钱根木记忆中,当年年轻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是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厂里原来规定的是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4点半下班。不过年轻人多了,大家晚上吃完饭,总会自觉到厂里加班。”

“青年号”、“雷锋号”就是在那时诞生的。“原本船工们从家到厂里上班,从运河对岸走到修船车间,走路得花一个多小时,如果坐船10分钟就够了。”当时青年突击队的几十号人,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制作了“青年号”、“雷锋号”两艘钢质机动船,船工上下班直接乘船过河,更加方便了,附近的居民来回也可以坐船。

这几天,钱根木都在忙着联络大河造船厂以前的老厂长、老船工们,收集船厂原来的老照片、旧资料。“我们几个老同事的想法,希望以后船厂里能有一块地方,展示船厂的历史。”

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未来展馆的规划:在厂区中心广场,可以保留原有的修船索道,选一艘体型比较小的登陆艇做展示,毕竟登陆艇是上世纪70年代大河造船厂的一个重要业务。在室内部分,收集一些老照片、旧资料展示一下杭州大河造船厂过去的历史。“我们的想法,展馆只要很小的一个房间就够了,能让后来的年轻人知道杭州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造船厂,有这样一批人曾经在这个旧船厂里做工,造过很多船。”

杭州运河集团将对杭州市区境内,从起点余杭塘栖,终点至杭州三堡船闸的39公里长的运河沿岸的不同区域范围进行综合保护。像大河造船厂类似的工业遗存的综合保护工程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此外还有如近两年在杭州市区运河段的一系列综合保护开发工程:对原杭州土特产仓库进行保护修缮,改建成杭州刀、剪、剑博物馆,原杭州长征化工厂改建的西岸艺术园区,原杭一棉厂房改建为杭州扇博物馆等。这些综合保护工程都在尽量保持原有工业遗存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修缮整理建成。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 wuhelo100 - 赤鱼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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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厂房”到“博物馆”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如何处理好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怎样做到工业遗产的合理利用?在众多的方法策略中,利用工业遗产和工业建筑改造成工业遗址性博物馆,被视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一种有效途径。

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兴起

工业遗产博物馆作为工业遗产保护运动与博物馆建设事业相结合的产物,最早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与城市发展、产业转型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废弃的工业建筑和遗存。面对这些被一般人视为无用之物的旧工业遗存,有识之士将其纳入文化遗产范畴,并发起了工业遗产的保护运动,获得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响应。在探索工业遗产有效保护方法的实践中,工业遗产博物馆应运而生。

世界上第一个因近代工业遗产保护而闻名于世的世界遗产地——英国铁桥峡工业遗址,其工业遗产的保护模式就是建立工业遗址博物馆。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铁桥峡谷,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辉煌之后,工业趋于衰落。1967年,“铁桥峡博物馆信托”成立,展开了铁桥峡工业遗产保护实施,相继在铁桥峡工业遗址区域内建立了包括9个博物馆和其他历史纪念地在内的工业遗产博物馆群落,每年平均能吸引30万游客来此观光游览。

我国建设工业遗产博物馆的热潮也已悄然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建成与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遗产博物馆至少有五、六十座。其中已建成开放的有: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唐山开滦国家公园博物馆、沈阳铁西铸造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馆、青岛啤酒博物馆、中国武钢博物馆、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大冶铁矿博物馆等。在建的规模较大的有柳州工业历史博物馆、中国水泥工业博物馆、重庆工业博物馆、首钢工业博物馆等。

“整体保护”型:工业遗产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露天工业遗址博物馆

“整体保护”模式是对整个工业遗址采取以露天形式保护并主要展示工业遗址、生产设备、建筑(构筑物)遗迹等露天工业遗址博物馆。它既保护了工业遗产,又修复了自然生态环境,将整个工业遗产地建设成为工业遗产旅游景观区,因而在旅游行业,往往又被称为“工业景观公园”。从博物馆角度看,工业景观公园是在工业遗址基础上建立的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在保护与展示工业遗存的同时,满足游客历史文化体验和休闲游憩的双重需求。

最有代表性的露天工业遗址博物馆有德国鲁尔区北杜伊斯堡的工业景观公园、鲁尔区埃森市的“关税同盟矿区”、英国铁桥峡工业遗址景观、南威尔士布莱维恩工业景观等。鲁尔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工业区之一,从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煤矿开采和钢铁生产,到20世纪80年代,该区域的许多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已纷纷破产、倒闭、外迁或转行,留下了大量废弃的工矿、旧厂房与设施。1989年,鲁尔区的区域管理委员会对鲁尔区中部工业建筑最为密集、环境污染最严重、衰退程度最严重的埃姆舍地区进行了改造,使该区域成功转型,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中心和工业遗产旅游胜地。该地区的埃森市曾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煤炭-焦化厂———“关税同盟矿区”,现已是一座大型工业遗址区的露天博物馆,2001年,“关税同盟矿区”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近年建设的一批“国家矿山公园”,如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等,也属于整体保护型。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位于铁山区大冶铁矿境内,经过近百年的开采,大治铁矿东露天采场形成了444米的世界第一高陡边坡,为治理生态环境、保护铁矿遗产,湖北省决定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自然地质条件,在整合世界第一高陡边坡、亚洲第一硬岩复垦林的基础上,兴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并先后建成了矿冶大峡谷、矿业博览园、矿山博物馆、石海大绿洲等景点,充分展示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矿业文化。2012年,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成功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保护更新”型:遗产实体与工业文化相结合的工业遗产博物馆

“保护更新”模式是利用旧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它既保存工业遗产中的建筑物、环境场所和工业设施等物质实体,又保存工业遗产积淀下来的文化和传统等精神内涵。在设计策略上,一般是在保持工业遗产原址原貌不变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修整和完善,继而重新规划空间序列的组织并设置参观流线,同时利用一些重要建筑、场地和设施等塑造具有代表性的空间节点,向人们展示工业遗产的原始风貌和艺术文化价值。

如德国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即基本保留了原厂区的所有建筑、环境和景观,将旧厂房翻修一新用于展示工业流程,并利用废弃的火车和铁轨改造成园区的游览工具。柏林的缪格尔湖水厂博物馆,建在20世纪20年代的抽水泵房大厅中,从1893 年建厂时最早的三台抽水机到1979年水厂停运后的最后一批机器,都被保留在博物馆,并在展厅中陈列展示。又如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以1830年建成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火车站为馆舍,收藏与展示的全是蒸汽机车与老货车。

我国也有这种类型的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以厂内20世纪初德国人设计建造的旧建筑为基本馆舍,展示从国内外收集而来的见证青岛啤酒发展各个阶段的实物资料,利用老建筑、老生产设备与设施以及复原的场景等,再现青岛啤酒的生产工艺流程与啤酒生产的历史原貌。

“保护再生”型:实体改造与功能置换相统一的主题性博物馆

“保护再生”模式是将工业遗产的建筑实体保存下来,通过功能置换和空间重组改造成其它主题的博物馆,属于“老瓶装新酒”。用作此类博物馆馆舍的旧建筑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未被列入最高级别的保护范围,虽保持旧建筑外表,但内部可能经过适度的改造,使之符合陈列展示的需要。这种改造模式通常与城市结构调整与历史区域复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工业建筑向博物馆的转化为契机,向传统工业区注入崭新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气息,并因此带动周边区域相关产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复苏。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实际上就是由一座建于1947年的旧发电厂改建而成的。美术馆的空间塑造上,保留了电厂内部的涡轮大厅和基本的结构骨架,巨大的钢柱支撑着完全暴露的屋顶构架,巧妙地利用了工业建筑的形象特征和空间组织来塑造新美术馆的独特气质,美术馆因此成为这一区域名副其实的“新地标”。

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模式主要集中在这一类型。如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落,它包括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扇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馆、杭州手工艺活态展示馆等五个馆舍组成,由原桥西土特产仓库、通益公纱厂旧址(杭一棉)、红雷丝织厂改建而成。馆群最显著的特色是立足于杭州制剪、制伞、制扇等百年传统产业,结合工业厂房遗存,对其进行再生利用,既保留了桥西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片段,成为传承、发扬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和运河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又使工业遗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焕发新的生命。

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反思

对工业遗产博物馆的有益探索值得倡导,但切不可盲目。众所周知,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建设对工业遗存的现状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门槛”,除了工业建筑遗址基本保留完好之外,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工业构筑物、工业机械设备以及见证工业生产组织与工人生活方面的物质与非物质遗存等。因此,脱离工业遗产,硬着头皮建所谓的工业遗产博物馆,最终只能沦为“空壳型”博物馆,名不副实,虽然挂着工业遗产博物馆的牌子,但实际上靠大量辅助展品唱主角,真正的工业遗产实物很少,存在明显的“主角边缘化”现象。

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工业遗产保护的其他模式相比较,工业遗产博物馆的保护模式直接产生的经济收益很少。遗产保护的理想模式是既保护了遗产,同时又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博物馆模式对遗产保护的作用是社会公认的,但是在经济效益方面却不如其他商业保护模式。对许多工业遗产博物馆来说,工业遗产旅游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旅游者是其主要观众,但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完全依靠门票收入,并不可持续,而且不稳定。英国铁桥峡工业景观区与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但也存在着旅游者数量不稳定的状况。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王国平指出,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财富,在工业遗产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公益性与经营性有机结合,要以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提升为使命。一次性投入可以由政府买单,但是经常性的维护和营运费用则要由今后的场馆业主单位来承担。因此,必须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只有这样,工业遗产才能避免沦为城市发展的历史包袱,转化成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财富,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德国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

煤炭工业曾经是德国经济振兴的支柱产业,在20 世纪中期随着石油产业的兴起而逐渐走向没落。

措伦煤矿坐落在德国鲁尔区东部的多特蒙德市,建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现已发展成为一处有着大量露天展品的煤炭博物馆。措伦煤矿露天博物馆采取的就是“整体保护”策略,即基本保留了原厂区的所有建筑、环境和景观,将旧厂房翻修一新用于展示工业流程,并利用废弃的火车和铁轨改造成园区的游览工具(见图1)

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十分注重观众的体验和参与,通过还原真实的氛围营造出生动的工作场景,厂房内保留了许多大型机械和设备,参观者可以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以矿工的身份参与煤矿工作,体验生活(见图2)。通过这种方式,观众会深刻地体会到煤炭工业曾有的辉煌,虽然工厂已不再运转,但煤炭工人所奉献的艰辛劳动和拼搏精神却得到了尊重和传承。此外,措伦煤矿的建筑风格很有特色,这些古老厂区中的工业建筑都被保留下来,作为博物馆中的展品向人们展示那一段历史时期企业家的特殊审美偏好。这里的工业建筑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建筑风格,而是包含了几种不同风格的综合体。

有些门窗体现了哥特式风格,有些则是罗马式的,建筑上突出的塔状装饰物又带有巴洛克风格的要素,这些有趣的细节使得厂区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历经漫长岁月发展而成的大学校园见图3)1],而这一特殊的审美价值也使得措伦煤矿区有别于其它工业厂区,成为德国工业发展史上一处难得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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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伦煤矿露天煤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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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内保留的工业设备和装扮成矿工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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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伦煤矿内别具一格的工业建筑

杭州工业遗产的文化创意之路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以其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特征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炙手可热的新概念,它是以人类文化成果为创造元素的一项智力活动,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理念和新工作方式。从早已驰名的北京798,到上海的莫干山M50创意园、苏州河艺术区,深圳的华侨城LOFT,文化创意产业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总是那么光彩夺目,随时能够给人带来创意的惊喜。

建筑专家陈伯超认为:“工业建筑有它自己的形象和空间组成特点,它往往以‘工业语言’表述着它自身所具备的‘工业美’……我们应该以‘保留———再利用———再创造’的思想对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老工业区,使它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成为更具有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厚度的新城区。”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是对工业遗产保护性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的有机结合,能够让‘沉睡’的工业遗产重现生机,成为追求创意与创新的创意产业的物质载体。老厂房在转型中寻求新生,新产业在中心城区寻找立足之地,即工业遗产为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心城区集聚提供了成本低廉而文化附加值很高的载体,而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为工业遗产的转型注入了新的生命。

在杭州这样一个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和艺术氛围浓厚的城市,当极具灵感的创意文化与古老破败的“工业遗产”邂逅后,将会发生怎样的奇迹呢?

创意LOFT改造,“工业遗产”迎来新生

20世纪40年代,LOFT这种居住生活方式首次在美国纽约出现。当时,艺术家与设计师利用废弃的工业厂房,从中分隔出居住、工作等空间。他们构造各种生活方式,创作行为艺术或举办作品展。而这些厂房后来也变成最具个性、最前卫、最受年轻人青睐的地方,并在20世纪后期,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在全球广为流传。

如果说,LOFT的诞生是源于贫困潦倒的艺术家们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创意LOFT改造手法已经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一种有效途径。经过LOFT改造后的旧工业建筑架构起与繁华都市写字楼和喧嚣都市气息不同的独特工作、生活空间,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充满个性、富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和创意型产业的聚集地———利用旧工业时代留下的骨骼,打造新经济的发源地。

杭印路49 号原是杭州蓝孔雀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锦纶厂旧厂区,随着杜雨波先生和他的美国DI设计公司的入驻,一批充满热情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相继进入。短短几年,在这块废旧厂区上,形成了一块个性张扬、富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成就了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创意品牌——LOFT49;随着京杭大运河(拱墅段)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位于拱墅区的八丈井工业园区管委会决定对园区内闲置的旧厂房、旧建筑进行改造利用,他们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团队,以LOFT表现手法,利用原有旧貌和构件对部分厂房进行改造、装饰,原来的工业建筑“脱胎换骨”成了A8艺术公社。

由原丝联厂改建、广受年轻人追捧的蜜桃咖啡,则是杭州最早将厂房改造成LOFT餐厅的先锋。店内选用了西式装修风格,白色的墙壁,复古深红色的地板,“松鹤延年,一九九二年春”的题字,无不体现了工业感和历史感,店内还有一个工业用途的鼓风机,混合了老工业产业遗留的沧桑,整个残存着工业时代的气息,完美地诠释了蜜桃咖啡工业与艺术共生。

工业遗产整体改造,催生了文化创意园

当文化创意产业从最初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政府牵头、民间实施,而且区域从最初的小面积和室内设计为主的改造逐渐转变为注重整体规划,区域保护开发的大规模改造,基于工业遗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就应运而生。

文化创意产业园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利用现有建筑创造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平台,是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文化旅游相结合,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结合。实际上,杭州许多曾经被废弃的工业遗产都已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工业遗产成为培育创意产业最具营养的有机土壤和载体。

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便是其中成功的一例。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前身为建于上世纪70年代已关停多年的转塘双流水泥厂,通过中国美院教授俞坚等设计师不拘一格的改造,这座透着历史沧桑感的“工业遗产”华丽转身,一跃而成为国际创意企业争相入驻的创意高地。同时,之江文化创意园利用毗邻西湖风景区和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便利条件,大力开展旅游和国际创意周活动,将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吸引了像漫画家蔡志忠先生等一大批知名艺术家,成为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极。

“丝联166”创意产业园区则是依托运河历史文化和铁路遗址公园等现有资源,进行整体承租、规划,保留原有建筑外形外、有代表性的机械设备、工作场景、工艺流程等,并进行创意处理,融合科技与艺术,目前这里已成为集创意、休闲、观光、收藏、销售于一体的创意园区。

繁华落尽后的沧桑

当工业遗产通过创意点化,实现业态“涅槃”、“升级”之后,摆在文化创意产业和工业遗产再利用面前的一个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存活下去?工业遗产创意与再利用,在延续城市文脉、推进旧城改造,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价值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目前,全国由工业遗产改造的文化创意园大多处于简单粗放、模式单一、照搬复制的状态,由于一开始的定位不清晰,导致很多文化创意园没有发展几年就迅速消亡,工业遗产面临第二次闲置。对此,深圳满京华艺象创意总经理梁田给出了一组数据:“虽然1933、红坊、M50等逐渐成为上海创意园的品牌象征,但这些表象实际上也有另外一面。比如上海的华联创意广场,生于2004卒于2007,现在变成了一个建材市场,五角场800号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写字楼,五维空间变成了婚纱摄影基地,已经有越来越多创意园消亡和正在消亡。”

LOFT改造和文化创意园不是简单地改造几个老厂房,以创意或艺术为名,再吸引几十家、几百家创意工作室入驻就可以了。实际上,文化创意园集聚区的形成,本身只是打造了一个外壳,培育了一种形态,而如果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则需要的四大资本的集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并不是所有园区都能在最初集齐这些资源。如果缺少四大资本的支撑,文化创意园就很难持久发展下去。同时,文化创意园区大多由废弃工厂改建,园区管理者的某些管理思路、眼界和服务意识未必能适合新兴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

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道路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文化创意园的发展关键看建设者能否通过园区建设来优化整合相关资源。

英国是创意产业发源地,他们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通过非赢利性的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搭配相关产业链,推动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文化创意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资金、信息、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独立生存能力不强,加上文化创意产业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

一个真正的文化创意园,政府在吸引企业入驻之后,不能坐享其成不谋更好,应确定未来若干年相关发展的政策导向,完善和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环境,构成与完善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条。

近年来,杭州立足自身在人才、环境、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结合工业遗产所处的环境特点,探索发展出了多种文化创意园区开发模式。如旧建筑更新模式、街区更新模式、市校合作模式等。具体就LOFT49来说,杭州市政府对场地进行调整规划,将原来已经被确定的LOFT49及其周边地区住宅用地规划,调整为LOFT49创意产业发展用地,对原来被列为旧城改造的杭一棉、大河造船厂、长征化工厂等地块,调整为LOFT文化公园建设用地规划,经过规划调整,为创意产业预留了发展空间。除此之外,还根据创意产业发展需要和LOFT49业主的要求,在进行城市系统化改造之前,对LOFT49周边的建筑主体和主要道路进行必要的整治,改变原有环境“脏、乱、差”现象。并成立园区工作服务机构,建设各种类型的支持服务平台,从而为文化创意企业的成长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工业遗产的去与留,并非只有一拆了之一条道路可走,许多案例告诉我们,“创意”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会赋予其新生,再加上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工业遗产必能将“凤凰涅槃”的神话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LOFT49创意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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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印路49号的前身是杭州蓝孔雀化学纤维有限公司的锦纶分厂,周围曾云集过许多大型国营纺织厂。上个世纪90年代前,这里曾呈现出运河工业文明的繁荣景象。随着杭州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这片老厂区逐步从繁荣走向了衰落并转型成了如今的创意地——LOFT49。旧厂房自从“嫁”给艺术后,连灰蒙蒙的墙壁、硬生生的铁地板、高高的红砖隔离墙、长长的车间过道、赤裸裸的水泥柱子,都变得有艺术细胞了。

体味创意产业园内的景观

LOFT49作为杭派创意产业园的代表,在杭州家喻户晓。LOFT49创意产业园中运用了传承场地文脉、艺术及生态的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对旧工业场地进行了保护与再利用。LOFT49的景观具有特殊性,自发性的景观设计、建筑空间与景观空间的结合、不可缺少的工业元素以及独特的标示小品为其增色不少。LOFT49将为杭州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提供借鉴。

相对于北京的“798”艺术区以及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艺术区而言,杭州LOFT49的商业及产业味道更加浓厚,因此,走在杭派前沿的LOFT49也更能代表创业产业园的发展现状。

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定义:创意产业是指具有一定文化内涵,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并通过科技的支撑作用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被产业化的活动的总和 [1] 。而“创意产业园”可以说就是创意产业的集聚平台。

创意产业的核心精神是LOFT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苏荷区(South of Houston Street)的废弃工厂和破旧仓库成为落魄艺术家的聚居地,人们对于这种新鲜的生活方式相当好奇,充满向往。不久之后,它便受到前卫人士的肯定与追捧,于是原意为仓库、敞间、阁楼的LOFT,被演绎为时尚的生活方式。LOFT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以一种不融世俗的边缘地位进入了流行的主流。

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在创意产业园中的应用

1.1 传承场地文脉,工业遗产再利用中的自我更新伴随着我国传统工业的衰退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技术逐渐被新技术代替旧的工业场地及工业设施不断被遗弃和荒废。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使人们不再片面地认为生锈的高炉、废弃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等代表工业时代的物象是丑陋的、破败的、消极的;而是认为这些工业遗迹作为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工程技术建造所应用的材料、所造就的场地肌理、所塑造的结构形式与如画的风景一样打动着人们。创意产业园就是在对旧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呼声中,逐渐浮出水面的。

文脉主义(Contextualism)是20世纪80年代设计师们热衷的一个话题,所谓的文脉主义就是深入到一个场所的精神领域之中,并关注其传统因子。尊重场地、因地制宜,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是文脉主义所追求的境界。

在创意产业园的改造过程中,设计者及艺术家们对原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同时,不但对其有了重新定义与改造,而且更加适应LOFT创意人员对创作环境的要求。创意产业园逐渐成为创意人员自由创业所需要的理想空间,原来将随旧城改造而拆除的厂房被创意的灵感点燃,顷刻间腐朽化为神奇,赋予场地新的生命力。 在那些令人产生回忆的近代老工业废弃地印记濒临消散之时,这些印记恰恰激发起具有创新、变革精神的艺术家、设计者及商人的冲动。选择创意产业园进行创意工作,也就可以同时享受两个世界中的美好,既可以体验过去的荣耀,又可以绝对地时尚与现代。

20029月,美国DI设计公司与中国美院常青工作室一起搬进了位于杭州拱墅区古运河畔,曾经辉煌的杭州化纤厂内那些本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废旧厂房,被杭州第一批前卫时尚的创业者重新注入了新兴产业勃勃生机的灵魂,向人们昭示着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与魅力,从此LOFT49(图1)成为杭州创意产业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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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艺术的设计理念点燃创意产业园的激情

景观设计在艺术的空间中找寻灵感,艺术在景观设计的空间中被赋予勃勃生机。景观设计有必要不断地从前卫艺术及前卫艺术家那里获取最新的观念。因此,大多数的创意产业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文化机构的影响,LOFT49创业者中,大多是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艺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浙江本土的艺术院校或是艺术专业,这就注定了LOFT49会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设计手法也会带有相当的艺术气息。

1)装置艺术

1917年,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现成品艺术《泉》拉开了装置艺术(Installations Art)的序幕,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当今西方主流艺术形式之一。装置,从字面上看为Installation,该词有装配、安装的意思,装配的材料为现成品,现成品中既包含了人工制品、工业品,也包括了自然界中的自然物 [2] 

工业化大生产,既带来了艺术的普及和大众化,同时也丧失了艺术原本具有的特性。装置艺术家们主张将物体从其习惯的环境中拿出来,以视觉方式或其他方式置入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中展示,以打破人们以往的审美经验,使实物本身成为思考的媒介物,成为艺术。

现代景观中的景观小品是景观环境中十分重要的元素,是室外空间环境中具有公共性和交流性的实物,参与景观构成。对城市前卫产业以及引领前卫艺术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而言,创意产业园内的一切景象与印记,无不彰显其艺术品位与独特的艺术视角。信手拈来,LOFT49内有着众多透着装置艺术气息的景观小品,每一处细部都凝结着工业材料的讯息,每一处由工业设施改造的小品都记录着一段对历史的回忆。由变电箱改造的立体标示(图2),由废旧钢筋搭建的装饰性棚架(图3),由曲曲折折的管道拼凑而成的装饰物??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装置艺术与景观的互动、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结合美。纵使对其众说纷纭,但是装置艺术在现代艺术形式中仍然不温不火地发展着,并为景观所用。

2)精美的涂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于美国纽约的涂鸦艺术(Graffiti Art)吸引了许多青年人与艺术家,这种结合了“嘻哈(Hip Hop)”文化的涂写艺术方式,迅速在全世界流行。涂鸦者在各种界面上涂鸦,以宣泄其思想和无意识。虽然这种艺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各国仍有许多涂鸦艺术的追随者,而中国涂鸦艺术的温床莫过于创意产业园。

与上海莫干山路50号及北京“798”艺术区相比较,LOFT49内的涂鸦画(图4)并不是很多,这或多或少地与杭州这个城市的婉约特点有关,但是正是这寥寥无几的涂鸦与带有涂鸦气息的海报、标示小品以及室内的随手画,若隐若现地形成了一条连续的线,为室内外空间的连续,以及整个场所平添了一分杭派婉约型的随性与可爱。

1.3 生态设计理念在创意产业园中的实践

工业时代对生态环境进行了巨大的破坏,日益减少的资源和伤痕累累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的设计理念被景观设计师们广泛关注。创意产业园的诞生与工业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注定了其不能逃避现实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景观生态学家们运用生态原理对已破坏的景观进行恢复与促进是一种积极的做法,那么LOFT49内各家创意公司及工作室对于景观环境的态度就是“尊重”,正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所言:“有一种良好的设计方法就是,尊重差异,珍爱历史,欣赏技艺和那些先于我们的创造者。”[3]

1)保留与再利用的生态理念

对场地原有元素的保留和对原有材料的再利用作为一种生态的景观设计手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设计师们的青睐。而在LOFT49,这种手法在前卫设计师和艺术家们看似无心的做法中得到了延续。设计师及艺术家们对场地上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进行尽可能地保留,并赋予其新的使用功能,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生态”的做法,不但节省了材料,而且也减少了生产、加工、运输材料而消耗的能源,减少了对场地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

2)不干扰场地现状的生态理念

LOFT49内的地形、植被大多未做任何的更改及移除,这无疑是对场地原有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是生态的。园内随处可见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一马平川的道路以及明显具有工业绿化气息的绿地(图5)。

园内对植物基本采用了“万物皆生灵”以及 “为无为,则无而不治”的态度,听之任之,不做任何人为的干预。所以,这里没有迷人的草坪,只有丛生的杂草与苔藓(图6);没有名贵的树木,只有些平凡的地方树种;没有经过精心修剪的树木,只有些“张牙舞爪”的乔灌木??但是,也正是这些让人感到 “‘空虚、消亡’的空间诠释了荒地美学透过人们的视觉所造成的强大吸引力”[4]。偶尔有些爬山虎懒懒地依附在彩色的墙上,偶尔有些江南生长不错的竹子为园子增加些“生活”和“文人”气息。

3)变废为宝的生态理念

作为对工业废弃地的更新,创意产业园中集中了大量工业历史遗留下来的生锈的高炉、生产设备等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物象,设计师及艺术家视其为人类历史遗留的文化景观,认为这些工业物象具有特殊的美感,是工业文明的纪念碑,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以及人类历史的见证,尽管这段历史承载着太多的辉煌与悲怆。

设计师及艺术家们将这些物象加以保护和艺术化地再利用,尽可能地使用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使这些在世人面前原本“丑陋、肮脏”的物象成为室内外的景观元素(图7)。让场地诉说历史的同时,形成了一道道别具一格具有现代感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场地上的材料和资源得以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材料的潜力,不失为一种对生态的保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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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园中景观的特殊性

创意产业园中的景观元素似乎有着一种微妙的莫可名状的状态,它既不像艺术品一样追求的只是艺术家的自我陶醉,也不像普通工艺品一样去获得大众的欢心。这里的元素仿佛一直处于“游离”状态,游离在前卫与大众之间,时尚与经典之间,并努力使其获取平衡。这就是创意产业园,可以让 “工业革命抛弃已久的‘个性化’浪潮卷土重来”[5]的创意产业。

2.1 自发性的景观设计

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新,创意工作者的目标是标新立异。创意产业园的精英们早已厌倦了写字楼的乏味以及那些附属于建筑的“矫情”的景观设计。现代艺术的追随者排斥一切虚假,他们抵制将虚假的自然看作真实的自然,以虚假的自然排斥真实自然的现象。自然,创意产业园内,精美构图与矫揉造作的景观是不被允许的。设计师及艺术家用颇具先锋试验性精神的折射方式从往昔的景观中汲取所需要的东西,并将其充分扩展,甚至以其他更加大胆的方式表达出来,供创意产业园自由取用。

所以园内景观往往是基于设计师及艺术家对场地瞬间的主观感受,是一种经过提炼、水到渠成的 “自发性设计”[6],并没有经过太多系统的规划与思考,景观也并不丰富。但是也许正是这种随意性(图8),这种看似漫不经心、“杂乱无章”的规划设计,却给人们带来了“废墟、荒凉的想象”[4],为旧工业场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人们置身于这样与以往不同的空间场地,产生了与以往景观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这种景观带给人无限的心灵悸动。

2.2 景观与建筑空间的融合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荷兰建筑师赫兹贝赫(Herman Hertzberger)的“多价空间 ”[7] 学说认为,一个空间的设计方案应该具有开放性,它既能满足个人的不同需求,又符合群体对基本模式的解释,即可供个性化解释的空间设计方案。创意产业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个性化解释的空间设计”,这里无所谓纯粹的建筑空间,也无所谓纯粹的景观空间。大尺度的建筑空间内被分割为若干个小空间以满足个人的不同需求以及整个群体的要求,所以,实际上的室内空间并不是原本的建筑空间。加之创意产业园的开放性与可参观性,很多的建筑内部兼具景观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双重功能。可以说,创意产业园的建筑空间即景观空间,景观空间延续建筑空间。景观空间在建筑空间中穿梭,建筑空间在景观空间中跳跃,开敞与私密、光明与静谧都在不停地穿插交融,从而达到建筑与景观的一体化。

LOFT49的许多建筑内部,运用各种景观小品、植物美化空旷的建筑空间,使得景观与建筑悄无声息地结合,曼妙无穷(图9)。

2.3 不可缺少的工业元素

品味现代的设计师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的形式训令:装饰就是罪恶[7]。但是创意产业园内的艺术家和设计者则不然,他们时尚、前卫、随性,摒弃一切条条框框带来的限制,用丰富的想象力抓住工业文明的尾巴。所以,为了表现出LOFT49的工业背景和性格以及装饰需要,各种原有的管道、锅炉和铁门以及前工业厂房的斑驳痕迹都被保留下来并得以再利用。

这些工业文明的物象更成为了创意产业园内独特的景观要素,裸露的越多当然也就越好,越有设计灵感(图10),对其略加装饰,使其更加富有表现力。工业元素成为创意产业园内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景,在室内外空间中低调地闪烁,散发着工业气息的魅力,设计灵感随处可见。

2.4 独特的标识小品

创意产业园内的建筑多是联排式的仓库或是车间,各仓库、车间多是以号码区别。设计师及艺术家们进驻仓库、车间后,标示小品便成为区别其商务形象的载体。在这种背景嘈杂、人人想彰显个性的环境中,各家创意产业公司独具匠心的标识小品设计成为场地的亮点。

LOFT49内的标识小品(图11~12)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特征,许多作品融入了极简主义艺术(Minimalism)的理念与元素,以简洁的线条和几何形体,作为设计的表达语言,追求言简意赅、惜墨如金、小中见大,在表现形式上抽象,构思寓意深远,透露着丰富的现代主义气息,具有强烈的识别性和导向性,形成了富有淳厚底蕴的一道连续景观。标示小品在大小、形状、字体、色彩及材质上既相互区别又适应于场地的特色和功能要求;既醒目突出又与整体协调,既彰显个性又不失高雅,构成了LOFT49独特的景观画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标示小品的摆放,看似随心所欲,却又别具用心,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界定了空间的同时也为整个场地增色不少,成为LOFT49内新的吸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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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7.

顾丞峰,贺万里.装置艺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23.

3 []约翰·奥姆斯比·西蒙兹. 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刘晓明,赵彩君,孙晓春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7.

盖世杰,季元振.时空错位中的前卫——解读 “798”工业废墟下的前卫现象及前卫思维.新建筑,20071):81-84.

宋远. LOFT——非主流的写意生活市场圈, 20069):82-92.

沈实现,韩炳越.旧工业建筑的自我更新——798工厂的改造工业建筑,20058):45-47.

7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周宪,许钧主编.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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