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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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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掀桌子,游戏才能玩下去  

2013-04-07 11:43:49|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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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掀桌子,游戏才能玩下去

肉唐僧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崩溃后,西方世界一片欢腾,觉得大同世界已曦微可见,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大卖热卖。然而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按照三条标准——议会由多党自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由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并向议会负责、至少半数以上的成年人拥有投票权——来衡量,西式民主国家并未见明显增多,仍然维持在不到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水平,可见历史并未终结。

面对这一窘境,各式转型理论纷纷出台。面对“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制”这一问题,大致有三种回答:一种是经济发展了,人均五千美元,兜里有钱了,自然会要求政治权利,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随意剥夺。此之谓“中产阶级的觉醒”。持此论者,有利普塞特、本杰明·弗里德曼等人,后者著有《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论述财富总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结构必然向正态分布趋近。但是海湾国家人均收入早就过五千美元了,却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两伊也是富得流油,美国干掉萨达姆之前却都是威权国家。查韦斯的委内瑞拉也很富,但总不能说是西式民主吧?这个论断不仅用来解释现状有问题,解读历史也存在问题。比如1940年以前,人均收入超过四千美元的国家,百分之九十采用了民主制。而到了1950年,这个比例却下降至百分之五十。再往远追溯,1830年以前,瑞士有的州是威权统治,有的州是民主制。后者恰恰都是最穷的州——民主在这里,显示了与财富的负相关。

另一个关于转型的理论,是说向民主制转型,乃是社会实现现代化后必然的结果。比如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的便利和不可控、商品经济导致的价值观多元化、中产阶级的崛起缓解了经济不平等的压力,等等。然而信息的自由化未必会导致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阿多诺早有抱怨,说广播、报刊等大功率、单向度、可重复传播的大众传媒,将一个个请求变成一个个命令,从而将受众洗脑成白痴。尼尔·波兹曼则抱怨电视让人变得浅薄和丧失思考能力,把人类变成了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傻笑的物种,“娱乐至死”。这些抱怨未必就没有道理。研究表明,互联网普及后,参加绿色和平组织上街游行请愿的人数大大下降了——每个人都坐在电脑前,等着别人从现场发回图片和报道,自己好大发议论,工具的使用沦为工具的劫持。这是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三种解释,就是博弈论——把民主视为社会中原本彼此竞争的群体互相妥协的一种均衡。但是将博弈论用在这么大尺度上,其适用性是可疑的。我们甚至无法定义上桌玩牌的是谁,更不要说定义不同群体的不同偏好及全社会的福利函数了。

基于对以上三种转型理论的不满和不认同,卡莱斯·鲍什在《民主与再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月第一版)中提出:民主是一个大多数人强迫少数人的规则,它的关键在于:投票的输家要能够接受输的结果、不掀桌子,民主游戏才能玩下去。如果像雅各宾派那样在议会上投票输给了吉伦特,立马竖起断头台杀人。那还怎么玩?

由此出发,鲍什的两个推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要想实现民主转型,首要条件是经济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基尼指数过高,财富分配严重畸型,那民主化之后所造成的二次分配是富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威权统治。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新鲜,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在少数人坐拥巨额财富而其他人一无所有的地方,会产生极端的统治模式,或寡头、或专制暴政……”如果经济相对平等,财富二次分配的激烈程度就小,维护威权统治就不划算了,所以富人会选择同意民主制。这里鲍什还举出了一种三个群体的模型: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他的结论是:如果中产阶级的财富接近富人阶层,富人与中产会倾向于联手镇压穷人,以实现有限民主制——即有财产门槛的投票权;而如果中产阶级也没多少钱,他们会倾向于同情穷人。但是麻烦在于:穷人一旦成功发动革命,他们往往是建立左翼专制政权以彻底清算富人。清算完富人之后,连中产阶级也不会放过。正是基于再分配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诺齐克会自诩左派。他主张对有钱人进行追溯:每一笔交易都必须是清白的,原始积累也必须是清白的,用秦晖的话说,就是不能“抢来本钱做生意”。这属于清算型;相比之下,罗尔斯就要温和些,只是主张通过税收对贫富进行调节,属于补偿型。

除了财富的平均水平,民主转型的另一个要素——在鲍什看来——是富人的财产类型。如果他的财产是现金,方便他带着财富跑到国外去,富人有捞饱了一走了之的选项,有退路,就不会死扛着不搞民主。而且因为富人跑路容易,穷人就会克制,不会要求太多。这也是民主的利好。可是,如果富人的财产是土地、矿山或油田,没法带走,那他就会一心一意地维持威权或专制统治。这解释了为什么盛产石油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

用这两个参数建立起基本模型之后,鲍什渐渐放开约束条件,引入其他的参数,比如国土的大小(越大越不容易搞民主)、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民族构成等。

鲍什仔细研究了十九世纪美国各州及瑞士联邦的情况,用数据令人信服地得出两个结论。一、在经济非常不平等的地方,民主是不可欲的;二、一个强大的左翼联盟,对民主转型至关重要。这个左翼,我理解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种粉红色的政党——又搞社会主义,又认可议会选举的游戏规则。没有健康的左翼,这才是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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