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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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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公所与晚清上海地方事务  

2013-04-02 12:07:21|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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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公所与晚清上海地方事务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籍人士的会馆兼公墓,创建于1797年。19世纪的上海法租界,发生了“四明公所”事件,当时由于征地筑路迁坟引起的法租界公董局与宁波同乡会之间的中外流血冲突,前后共有两次。现仅存大门和围墙。

三山,即福州的别称。作为福建会馆的三山会馆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历时5年竣工。位于上海南浦大桥桥堍中山南路1551号,是上海惟一保存完好的晚清会馆建筑。

张忠民

上海会馆公所起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至少已有27处。1843年上海开埠后会馆公所空前发展,到1911年上海城厢内外新建和改组的会馆公所至少在110所以上。

会馆公所又称“同乡公所”及“同业会馆”,通常情况下,称之会馆者多为同乡性质,称之公所者多同业性质。但有时名为公所却是地道的同乡团体,如“四明公所”;有时名为会馆却为同业类型,如商船会馆。

会馆公所的功能大致可分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内部功能简而言之就是“答神庥、笃乡谊、征众信”;外部功能则是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清末上海地方自治兴起,会馆公所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也达到了有史以来之巅峰。

会馆公所的内部事务:答神庥、笃乡谊、征众信

“答神庥”即是对神祇的祀奉、祭拜。会馆公所祀奉的神祇一般来说有三种:一种是地方商人原乡籍习惯上公认的乡土偶像、先哲、保佑神;一种是本行业的祖师爷,即行业崇拜神;再一种则是各行各业、各地人士都一致崇奉的财神等。

大多数会馆公所的神祇祀奉,通常是数个神祇同时祀奉。不同地方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祀奉的神祇也多表现出不同的乡籍与行业特点。

通常情况下,会馆公所的创建,最早设立的往往就是供奉祭祀的场所。福建泉漳会馆,“前后两进,造起庙堂,前则恭祀天上圣母,后则恭祀协天上帝,之右设有敦叙堂,堂之左右有厢房,次第布置,均得其宜”。崇拜神祇,祈求神灵庇佑,成为会馆公所联系同乡、同业最实际有效的手段之一。

“笃乡谊”是以岁时聚会、宴娱等为主要形式联络乡情的职能,也就是史料中常见的 “桑梓萦怀,联乡情于异地”。如浙绍公所每年五月十二日“清音宴待”,五月十三日“演剧设席”,“以仰答神庥,共联乡谊”。乡谊之情还包括建厝舍、义冢,对团体成员中病疾、客死者实行救助及施棺、掩柩等慈善之举。浙绍公所乾隆年间肇始之初,还只是建有供奉祭祀殿堂,道光年间又置设义冢、厝舍,以备寄停棺木和掩埋无力归葬之柩。徽宁公所设立之初即“建立徽宁思恭堂,栖停棺柩;设立义冢,掩埋无力盘回棺骨”。福建商人所建建汀会馆,嘉庆年间初设时仅有“同庆堂义冢”,以后到道光年间才购地而正式创建会馆。

“征众信”是会馆公所对同乡、同业商人间各种事务关系的规限以及各种矛盾纠纷的排解,所谓“议事办公、以征众信”。会馆公所的这一功能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种有关的条规来实现。

潮惠会馆建立之初就规定,入馆商人海运途中“舶中货物或患燥湿,按毗连最近之邑摊补之”。布业公所建立之初即“以此为议事办公之所”,调解业内事务包括“辨别牌号,以杜影射;刊发规条,以整尺稍;勒示碑石,以禁粉面”等等。

上海开埠之后创建的同业公所,其公议规条协调、规限同业内部事务的功能表现得更为明显。创设于1858年的洋货公所振华堂订有同业规条8则,旧花业公所列有同业章程10条,米行公所仁谷堂立有规条8条,乌木公所立有章程13条,售花公所列有条规14条,典业公所订有公议章程10条,茶业会馆的公议规条更多达31条。

会馆公所的条规在其成员内部具有一种类似地方上乡规民约的“准法律”作用,会馆公所可依此对其成员进行相应的处罚。

日常市场交易中,一般的同业交易规则基本上都是由会馆公所公议,并由会馆公所监督执行;当规则遭到破坏时,一般情况下也总是先由会馆公所出面自行调停处理。只有当事情波及过大,由一般的内部“投词”变成了必须对簿公堂的“讼案”,会馆公所无权、无力处理时,才会上交地方政府,由官府出面处置。

会馆公所与地方事务:捐纳报效、代办税捐、辖理同乡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地方事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地方公益捐助、对地方政府报效,代办政府税捐,代地方政府辖理同乡诸方面。

清前期会馆公所尚未大量出现前,地方公益多由本邑居民自愿捐助。1697年上海县城重修邑庙,400余名经费捐助者中能确定为商人身份的不足10人。1836年同样是再建邑庙戏台,不仅全部修建经费、制钱4370余千文都由豆业公所萃秀堂各号商、行商捐助、垫付,而且修建工程监理也由豆业公所董职人员充当。

1846年上海县城重修三圣阁,捐款者或以行业、公所集体名义,或以地方商帮、会馆集体名义捐输。以行业、公所名义捐输的有钱业、豆饼业、布业、典业、木业、糖业、洋货业、帽业、绸业、船业、腌腊业、染业、米业、鲜肉业;以地方商帮、会馆名义捐输的有福建泉漳众商,广东潮州、揭普丰众商,山东胶州、莱州、乳山、潍阳帮众商,江苏清口众商,江苏苏州、浙江乍浦众商、山西众商等等。

公益捐纳之外的公费报效由来已久。1867年之前,上海由于五方杂处、公务繁多,而上海县衙办公经费不足,上海工商各业 “每年向有津贴公费银两,按季呈缴,历年已久”。1867年,广东香山人叶廷眷署上海县知县,下令禁革这一相沿已久的陋规。但就在此令下达之际,县衙却因兴建“黄浦滩官大码头以及官厅等,又遇经费不敷”。无奈之下只能沿袭旧法,由各业联名禀称:“身等各业,每年向有津贴公费银两,按季呈缴,历年已久。今蒙面谕,一概免缴,并允刊碑勒石,永远禁革,凡在商民,同深感戴。顷知现欲起造码头官厅、饭歇房屋,需费浩繁,身等各业具有天良,愿照向年津贴银数,报效一年,以资工费”云云。而苦于费用无从出的署知县大人在一番惺惺作态之后,自然是接受了各会馆公所的报效美意,并且还不忘勒石告示,此“系各业自愿捐缴一年,贴费充用。自兹以往,此项贴费名目,永远禁革,不必再行呈缴。倘有托名苛敛,肥己病商,许各业指名禀县,以凭提案讯明,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会馆公所为地方政府代办税捐在晚清地方事务中也尤为突出。道光三十年,上海县奉上宪之命,承办供布,地方政府很自然地就将此事交给布业公所办理。布业公所为此专门在公所内设立了协和公局,专办供布之事。光绪年间,湖绉自产地湖州运销上海,须经公所会同绸捐局查验过秤,加盖印戳。公所每月派定行友会同绸捐局司巡,“至庄店、染坊、船局等处稽查”。公所所属绸庄,有8家实行包捐制,每月逢旬将应征捐银统由公所汇解松沪捐厘总局;有16家实行认缴制,虽然“各归各缴,仍由公所随时严察”。

代地方政府辖理同乡成员最明显地表现于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期间。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多以流寓外省籍商人为主体,他们虽然身居上海城厢,但并不归入上海本地户籍。故按照当时惯例,各省籍流寓上海人员该归该省籍会馆公所辖理。如广东潮州等地人民,“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自上海以至苏州,动辄聚至盈千累百,向皆责成会馆董事稽查约束,分别遣散,而此去彼来,有增无减。”

小刀会起义前夕,当上海地方官员以广东、福建等外乡籍人员为主体编练地方团勇时,广东、福建等乡籍会馆公所的董事就成了团练乡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上海道台以及上海县衙几乎把地方治安的重任几乎全部押到了它们身上。上海县衙、上海道台明知此将尾大不掉,但也已经是无可奈何。

地方自治:馆公所地方事务参与之巅峰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在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中达到了顶峰。

晚清地方自治始于1905年。会馆公所对地方自治的参与主要是通过其领袖人物进入自治领导机构来实现的。

19058月,上海道台袁树勋照会上海邑绅李钟玉等,支持地方绅商试行地方自治。9月,上海地方自治选举第一届领导机构,在呈报上海道台的76名总董、议董候选人中,30名来自地方上各善堂、书院、警务界及城厢各铺段董,28名从城厢内外工商各业推选出的代表中产生,还有18人则是上述两类推选之外的候选人。

在工商各业推选的候选人中,各会馆公所的领袖人物自是首选者。76名候选人呈报上海道台后,道台最后圈定1人为领袖总董,4人为办事总董,33人为议事总董。在这入选的38名自治机构领导成员中,半数以上都是具有会馆公所背景的工商界人士。在最重要的4名办事总董中,郁怀智、曾铸、朱葆三都具有福建籍商帮、浙江宁波籍商帮以及洋布业、花业、洋杂货业公所的雄厚背景。

在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最初禀报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简明章程》以及以后的《总工程局议会章程》中也都规定,自治机构领导成员均“由本地绅士及城厢内外各业商董秉公选举”;《总工程局赞助员章程》也规定,各区赞助员由“各该区地方绅董及各业商董中有相当之资格,堪充赞助员者得公举选任”。这里的所谓“各业商董”实际上也就是各业、各帮会馆公所领袖人物的代名词。在以后的董议两会改选中,具有工商团背景的商董仍然是自治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力量。

以众多会馆公所为雄厚背景、以会馆公所领袖人物为领导阶层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对于地方事务的参与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新出现的内容,诸如警察的设置等等;一类是转移自原有地方政府的职能,如地方户籍、人口的调查,税捐的收取等等;再一类则是转移自以前的地方公益社团,如同仁堂的修筑道路、码头,街道清洁等等的地方市政管理职能。

开展上述这些自治事业所使用的经费,已经不是主要依靠社会各界捐助,而主要是依靠得到地方政府的授权或者许可,通过向各方面收取各种捐纳,诸如公益特捐、地方捐、车捐、船捐等等而得到。据《上海市自治志》会计表所示,在自1905-1914年九个年度的收入总表中,各项地方捐纳以及契费,公物、公地变价等收入,几乎要占到自治经费收入的全部。

清代地方政府集行政、司法、劝农、征税、教谕诸权于一身,看起来对地方事务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得管,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当上海地方自治初兴之时,上海道台袁树勋就表达了一种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心态,“本道不学无术,巡守是道忽忽五年,……才短力拙,日苦不给于地方应办之事,……究其原因,虽由于库帑之空虚,人才之消乏,而尤在於官民之情不通。……前贵绅等有创办总工程处之议,本道极愿赞成,拟即将南市工程局撤除,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

上海会馆公所参与地方事务的巅峰是组建上海总商会以及参与上海地方自治。清末商会的建立以及地方自治的兴起是会馆公所由传统的旧式商人社团向近代化的新式商人社团转化的重大契机。民国以后,上海会馆公所面临历史性的分化改组,到1929-1930年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同业公会法》以及《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的颁布,上海传统的会馆公所最终在将其传统的同乡职能转移至新型的同乡会之后,全部改组成了近代化的同业公会。上海的会馆公所也最终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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