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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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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答疑  

2013-03-14 16:43:35|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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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答疑

·编者按·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遗产税思想最初萌芽于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思想。193810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自194071日起施行。为了适应银元本位制,国民政府于194997日公布了《修正遗产税法》。

19501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设立14种税收,其中包括遗产税。但在同年6月召开的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上,决定遗产税暂不开征。

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提此税。1990年春,国家税务局提出了《关于今后十年间工商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中正式提出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设想。《遗产税法》的起草在20世纪末也纳入日程。

近年来,征收遗产税的呼声渐涨。今年25日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32日,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的《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中期成果报告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征收,起征点定为500万元。

课题组授权《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摘编课题报告。课题负责人刘浩接受记者专访,详谈了他们对遗产税征收的构想。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我们一并刊登于此,请读者评论。

●“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改革决策还是在高层,不在部门。所以,各部门领导说改或不改也好,说有时间表或无时间表也罢,部门都要按上级的工作部署来行事,改革的事情只能由高层领导做决策。”

刘浩,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是《遗产税制度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的主持人和研究学者,曾经在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任巡视员。刘浩于上世纪90年代供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社会保障、农村医疗以及收入分配等多项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工作。

2月初,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遗产税被写入工作安排。3月初,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遗产税课题的中期研究结果。刘浩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专访。

他认为,“我国虽然错过了上世纪90年代推进遗产税改革的较好时机,但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遏制分配不公现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来看,遗产税改革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关的技术设施与社会条件也更加成熟。”

从中国历史文化看,对遗产的继承都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认识?

刘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对于财富继承和调节等方面积极向上的思想,并不是有些人归纳的守财、自私和平均主义。孔子就强调,财富和地位必须以正义的手段取得。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解读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朱熹注“均无贫”是:“均,谓各得其分”。这并不反对一般意义的贫富差别,而是要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对财富传承的认识上,我国有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汉书,疏广传》中疏广说:给子女遗留太多的钱,只能助长他们的懒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唐代诗人罗隐有名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民间谚语对有志儿女的勉励是:好儿不吃祖宗饭,好女不穿嫁时衣。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与深刻的历史经验。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尚能如此,难道以我们今天的物质水平与道德文化,只有保护财富世袭,才能发展经济吗?社会实践可能恰恰相反,扩大贫富差距,助长不劳而获,很可能会把我国带入中等收入陷阱。

谈到遗产税,您觉得这需要人们转变观念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税种吗?

刘浩:我刚才说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主流思想都是主张克制私欲,关心社会,爱护他人,自强自立的说法。所以,主流的、多数人的观念是支持和能够接受的,新浪网在我们的成果发布后做了一个网络调查,有2万多人参与,62%的网友支持遗产税改革。但是,毕竟由于经济地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因素的影响,大家对此会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消极的、糟粕的东西,这就需要经济体制与社会氛围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好的社会机制是把人的正面因素发扬光大,而把负面东西尽可能约束到最小。当人人都遵守社会规则,发挥正向作用,社会运行就是健康的、和谐的,经济就能有效率、可持续地发展。

同时,这也有一个让人们了解遗产税制度的问题:第一,遗产税是富人税,国外一百个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两三个人需要纳税,绝大多数人都够不上缴税的数额。第二,遗产税有许多人性化的东西,比如给遗产继承人各种费用、债务的税前扣除,对实业资产有多种税收优惠。第三,遗产税虽然税率较高,但综合有关扣除与优惠,最后总是给继承人留下了大头,征走的也就三成左右。第四,如果把遗产用于社会公益或组成有关非营利机构,不仅可以免遗产税,机构运行还可享受减免所得税等优惠。人们了解了这些以后,就会发现:遗产税实际是一个昭示公平正义、体现人文关怀、倡导自强不息、鼓励劳动创造的社会导向机制,它对社会发展有好处,对富人后代的进步有好处,对人民共享社会财富有好处。这样,也有利于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遗产税如果没有上述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是不可能在西方存在几百年,也不会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开征遗产税。

您说有一百多个国家征收遗产税,具体是哪些国家征收遗产税呢?

刘浩:我们课题组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对世界上188个有税收制度的国家进行了检索,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世界上单独开征遗产税的国家有76个,其中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传统上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挪威、芬兰、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还有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前东欧转型国家如乌克兰、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也都在征收遗产税的国家之列。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单独的遗产税制度,但对遗产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这类国家有38个。这两项加起来是114个国家,占我们检索国家的61%;不对遗产和赠与征税的国家74个,占39%

请您介绍一下遗产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什么时候最先提出遗产税的概念,从提出至今,经历了哪些历程?

刘浩:我国对遗产税制度应不陌生,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就提出了开征遗产税。1938年,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194071日起施行,所以台湾地区现在还征遗产税。新中国成立以后,遗产税多次被提上议程。1990年,国家税务局的《关于今后十年工商税制改革总体设想》,正式提出要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1993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1993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将遗产和赠与税收入划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而后,遗产税的开征又被写入《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2000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提出要通过开征遗产税等措施强化国家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2001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适时征收遗产税。12年后,20132月,国务院批转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又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

为什么国家那么多文件都提出了遗产税改革,但最后没有出台呢?

刘浩:我个人觉得也是挺遗憾的。那时我们体改部门并没有听到明显的反对意见,有关职能部门甚至把文件草案和立法计划都做好了。我感觉我们国家的改革决策还是在高层,不在部门。所以,各部门领导说改或不改也好,说有时间表或无时间表也罢,部门都要按上级的工作部署来行事,改革的事情只能由高层领导做决策。

现在要推进遗产税改革,反对者是谁,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刘浩:人们因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财产状况,不同的生活理念,对制度与决策会有不同的看法。从利益角度看,中产及以下的人群大概不会反对,因为遗产税征不到他们头上。富人阶层也不会普遍反对,清醒的富人都会支持遗产税改革。当年小布什上台时,要取消遗产税,结果全美国一百个最富有的人士联名写信给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目前在我国,反对意见主要就是四点:一是说遗产税制度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富人为了逃避遗产税会减少投资和储蓄,增加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发展生产。二是说遗产税会造成大规模资金外流,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造成失业等不良社会影响。三是说遗产税征管复杂,依我国现在条件无法征管。四是说许多国家都取消遗产税了,宣传这是所谓的世界潮流。

您对此怎么解释呢?

刘浩:我认为这四条理由是难以通过逻辑和实践检验的:

第一,征收遗产税的市场经济主流国家,往往也是最具生产效率的国家。亚洲四小龙、东欧转型国家也都用较短时间就由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长期征收遗产税,没有影响效率,还保持了领先水平?为什么中国遗产税就会形成相反的结果呢?

第二,遗产税实行高免征额的做法。其课税遗产之大,远远超出富人消费所能影响的程度,其事业追求也早就超越了一已的物质享受。俗话说:家有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三餐;广厦万间,夜卧不过八尺。对于他们,个人节俭与否,对财富总额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其房地产、珠宝等消费并不会消失,只是变换了财产形式。

第三,遗产税造成大规模资金外流的结论,尚无有效论据和实证。遗产税是小税,怎么会激起大规模的资金出逃呢?我国目前富人及其资金,往往是从没有遗产税的我国流向有遗产税的发达国家,这怎么解释呢?我看中国富人不是怕税,而是怕别的什么。对此,至少应综合分析多种因素,不应片面夸大遗产税的影响。

第四,遗产税征管并不比其他税收更为复杂。从遗产税的历史看,西方国家在电脑和网络都没有的条件下就已征收了上百年遗产税,以我国现有条件,远远超出当时的西方。而遗产主要部分是不动产,这比个人收入更显化,更容易掌控。现在有人估计税务部门不掌握的灰色收入占三成到一半,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也不具备条件呢?

第五,世界上并不存在取消遗产税的潮流和趋势。真正的主流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直都在对遗产和赠与进行税收调节,因为这一做法更符合市场经济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您觉得遗产税改革与现行法规有没有矛盾呢,比如有的专家说:土地最终都是国家所有,怎么能向个人征遗产税呢?

刘浩:我国推进遗产税改革当然要走法定程序,比如广泛听取社会意见,交由全国人大讨论并做出决定。我个人认为,这项改革与现行的分配体制没有冲突,倒是能完善我国的再分配体系。至于说到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这与遗产税也不矛盾。国外的财产税,你购买时交纳购置税,持有时纳保有税,转移时纳遗产和赠与税,一笔是一笔。在我国,不过是把向私人买土地变为向国家购买,永久购买变为时段购买而已,这既不会影响国家向财产人征收保有环节的税,当然也不影征收财产转移环节的遗产税。

对于遗产税的收取,您认为免征额设定多少更为合适,还有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征收更合适?

刘浩:我们课题组作为学术研究和改革研究,对此是有原则考虑的,但是您说的具体数额和比例恐怕要在掌握更全面、更详尽的财产状况后才能讨论。我们考虑有两点:第一点,我国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分配政策的既定目标,所以对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积累财富要鼓励和支持,因此中等以下家庭的遗产赠与不应在课税之列。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将年收入12万元以上作为需申报的高收入人群,按三口之家年收入为36万元。如把家庭财产存量定为十五年收入,就是500多万元,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免征额的想法。研究中我们还看到,国外有的免征额就是家庭年均收入的二十倍左右,我国要是这样定只有100多万元,恐怕有问题。在我国大城市,许多人都觉得一套房就值好几百万,其实,这可能只是特定时期的特殊情况。国外在征税时,对于地价异常引起的税负加重也是有减除方法的。

第二点,遗产税的税率一般要高于个人所得税,国际上往往都是这样,因为个人所得主要是劳动所得,遗产所得是非劳所得。如果个人所得税的综合税率在20%左右,遗产税综合税率就应在25%30%,这样才体现对不劳而获的调节。如果一代继承征税30%,传三代就差不多把原来财富的80%都征走了。这样,“富不过三代”就从社会理念变成了社会机制。

您认为遗产税会给国家贡献多少税收收入?

刘浩:我们的报告中有一个数字,就是国外遗产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般是1%2%。世界各国情况不太一样,也与遗产税调节力度有关系。美国是1%左右,日本接近3%。这两国最近又酝酿调低免征额,提高最高税率,那遗产税收入比重就可能再提高。我国税收总收入10万亿元,按2%推算就是2000亿元。如果考虑我国遗产税是从无到有,可能会高于这个数。有的专家提出,这个钱能不能定向使用,比如说全部用于社会养老保障,或是建设保障性住房,我觉得都可以研究。当然,我们在报告中也提出,我国应该优化税收结构,而不是一味提高税收收入。比如,遗产税政府收入2000亿元,增值税或个人所得税就应该相应调减。如果房产税再增收一块,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就应进一步减轻。这样,我国的税收制度就真正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也就实现了大家期望的税收公平的目标。

虽然取得税收收入是征管的重要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遗产税的征收目的还体现在它的社会政策意义上,所以不应当完全以征税额的多少来衡量其开征效果。从税制整体效果来看,遗产税可以补充个人所得税的不足。因为个人所得是财产增量,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状态下,只调节增量是不够的,特别是存量财富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诱因,发挥税收对存量财富的调节就更加必要。我希望这一改革的推进能成为我国全面调节贫富差距的开端。

最近国务院批转的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机征遗产税。这是否意味着遗产税的推出只是时间问题?

刘浩:开征遗产税确实需要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积极推进遗产税制度的改革才有利于把解决问题提上日程,促进相关征收管理诸环节的健全和完善,否则坐而论道,永远走不出关键的第一步。我国在税制改革中,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在出台以后逐步加强软硬件建设,以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互为促进,才使税收管理达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觉得,遗产税改革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客观条件要比那时更好,磨合过程会更短。所以,我们建议国家应从改革大局出发,争取在“十二五”时期,尽快推出遗产税改革方案。实施中,注意借鉴国际经验,排除化解阻力,加强有关资产和信息管理,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逐步实现遗产税改革的目标。

您认为遗产税制度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有哪些启示呢?

刘浩:我想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遗产税制度能够遏制分配不公现象。广大群众对收入分配最为不满的并不是富有本身,而是形成富有的不公平成因。目前,我国因财富、权力因素带来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市场机会的不均等,已经带来社会阶层固化,创新动力不足,社会矛盾显化等多种负面效应。机会不公已形成向二代三代传导的趋势,一方面富有阶层子女在财富、教育、科技等具有市场领先优势,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后代在经济能力和素质教育方面的弱势,这种差别如不能及时消除,这可能演变为矛盾和对立,破坏和谐发展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在这方面,遗产税可以起到定向调节和校正作用。

二是遗产税制度具有社会再分配目标的导向作用。我国收入分配的再调节功能之所以比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弱,一方面是已有的税制,如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就是应有制度的缺失,包括遗产税在内的财产税制度;这是我国再分配目标不能有效实现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能以遗产税制度调节财产再分配并引导富人捐献社会,则富人对社会财富的过度占有状态就会缓解,我国高居不下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也会明显降低。

三是遗产税制度会使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更完善。就我国分配制度而言,按劳分配既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又是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的重要实现形式,因而有着广泛社会认可和激发生产动能的活力。遗产税对于抑制寄生性的食利方式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从而保证了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和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分配导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收入分配改革起步的,今天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还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取得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能去迎合人们的自私欲望,更不应刻意维护封妻荫子的旧思想,而是要着力推进现代收入分配制度,宣传现代分配思想,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才是焕发经济持久活力和高效动能的正确路径。

2006年03月14日 - wuhelo100 - 赤鱼追波

可税遗产额如何核算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可税遗产额如何核算起征点里面,我觉得有几个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是财产产权制度问题,因为按照我们的土地管理法的实施细则,按第40款的规定,房产到了70年使用期就重新进入出让程序,包括地面建筑要收归国有,你怎么征遗产税,有什么理由征遗产税?刚才说70%的财产是房地产,比如农村的宅基地,当然边远地区的宅基地可能达不到起征点,但城郊的宅基地就很厉害了,这个宅基地到底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集体的到底是多少年,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他自己的,你怎么征遗产税?然后物权法上又说可以永续使用,这个永续使用就等于你白给我的,但是我没有财产,这个东西不解决怎么能开征遗产税呢?我觉得我们土地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推进,开征遗产税甚至房产税都是没有依据的。

因此,在遗产税、房产税开征同时,要尽快推进土地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遗产税也好,房产税也好,它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征税规则,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就是对你自己所有财产的征税。比如房产70年以后,现在出让金里已经征了税,你再征一次房产税,再征一次遗产税,你就是双重征税了,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的,我只是房客,你想拿,财政自己掏钱,左兜里交右兜里算了,你不能从我兜里掏钱,70年期限制度不改,国有产权制度不改,怎么能征税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条挺好,“遗产税征收对实业资本差别”,这里边应该分几个,一个是制造业,在遗产税的设计上对一些私人资产在制造业上的,恐怕要考虑国内现在的情况,以及世界上这些制造业的空心化情况,要给予特别宽的免税力度。第二,对一些中小企业,当然一些小企业到不了起征点,但有一些中小企业,起征额2000多万元能到,但是它们容纳了很多就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考虑,此外,比如餐饮业,他装修了一个餐馆,雇了30几个人,投入了2000多万元,你怎么征税?第三是区别家庭财产,比如自己有十几套房子的,那就不能按照这个,对起征点要差别化对待,比如在一个起征点上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可税资产,当然它可能是去世以后才能征,不像房产税年年征,我觉得要有一个测算,特别是把免税的抛掉以后,有一个总的测算。另外,资产比较复杂的问题,有的是借贷资产,最后到底是用净资产为税额还是以负债资产为税额,如果负债资产为税额的话,有些负债比较高的,甚至是房屋的这些,一征就破产了,这些细节性的问题都要考虑,我认为可能需要以净资产衡量。

征遗产税的负面影响要考虑

谭衍(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

征遗产税的负面影响要考虑一个是所谓依据的问题,我也非常赞同,特别是土地的依据。

第二个是关于各国遗产现状和分析有这么两点建议:一个是对各国的分类,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分类的方法,有一个备注,比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类国家,把这些国家有一个分类做一个介绍,比如ACD这个国家如何。第二个,对已经开征遗产税的国家的执行效果怎么样,是否可以做一个比较,开征遗产税的国家解决收入分配收入效果怎么样,我想这个课题可以做一下。还可以介绍其他国家关于遗产税管理制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甚至比遗产税制度本身设计更为重要,我们上个世纪中期已起草遗产税的草案,为什么搁置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开征遗产税的国家纷纷取消遗产税。后来这些国家开始恢复征税,原因究竟是什么,开征的国家保障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有哪些措施。

再一个关于遗产税影响问题,这里面讲了很多遗产税开征的正面效益,客观一点,辩证来看,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利弊分析都要有,不能仅仅做有利的方面,不利方面对决策更为重要,开征遗产税除了有这些正面积极的意义还有没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怎么克服?

再有,开征遗产税管理制度要采取哪些改革?我们不能等到水到渠成那天开征遗产税。有很多例子,如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开始是800元,纳税人才几千人,开征增值税也是这样。现在不是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们要想到尽可能相应的管理制度,提前做好相应的社会管理,比如说财产登记,怎样掌握财产,北京有房产能查到,海南有房产能不能查到?一个是能不能查到,一个是查到以后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管理手段跟不上,征税上不来,将来税务部门的社会压力也会很大。

房屋的产权要延长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遗产税和房产税重叠得很厉害,还需要进一步详细的设计。

遗产税是不是特别的个人所得税?比如现在的房子没有变动之前,房子改为孩子名字时征收10%~20%的过户税,很多都是我们早就定了,上世纪80年代就说了独生子女计划,包括卖房子怎么征税,你200万元买的房子500万元卖出去,300万元一次性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政策,以前早就说了这么执行,但是没执行。

去年我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新加坡恰恰取消了遗产税。取消遗产税的各国家动机非常的复杂。我觉得新加坡就是不规则竞争,很多国家一方面是为了打仗,一方面应对突然的经济危机,比如美国、日本为了走出经济低迷,从富人身上想办法,美国和日本都是从本国的富人身上想办法。但新加坡是取消富人税,它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没有什么是不变的,都在变。包括新加坡的金融业,它的国内银行控制老百姓85%~90%的储蓄存款,全世界的富人的钱都往它那儿放,都是密存。去拜访李光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那儿的钱已超过了瑞士的。所以有时候大国和小国不能相比。

关于房子税的问题。将来房市是否承受得起?我觉得,特别是对年轻人?比如说,28岁毕业了,30岁开始买房,贷款30年,60岁把房子贷款还完,在这30年期间他要交房子贷款、物业管理费,偶然所得的20%要缴税,你的遗产税不替代个人所得税。将来房子没人要,如果说要我接受我爸的房子要支付300万元,有的人就说那我不要了。新加坡的房子有90年的,999年的产权,中国内地之所以确定70年不就是学中国香港,学新加坡吗?但是可以,你可以延长到999年。

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回应一下反馈意见。如遗产税很高,怎么个高法?比如说提到把资产往外流,并不是担心征税的问题,而是担心利益剥夺的问题,有的财产不是很干净,一征收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研究院是搞实践的,有没有更加实在地做报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某一个省做个样本拿出来,这个省征收500万元以上的,我们就征收500万,做些调查。再有一个,有没有可能做问卷调查,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他们对征收遗产税是什么样态度,什么样意见。

2006年03月14日 - wuhelo100 - 赤鱼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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