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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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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君  

2013-01-06 11:51:22|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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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君

李淑君 - wuhelo100 - 赤鱼追波

 李淑君  

1930-2011.12.31   原籍江苏连云港

从辅仁大学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从一位芭蕾舞演员和民歌演员,最终成为一代昆剧名家。作为建国后至“文革”前名声最为卓著的青年昆剧演员,李淑君曾有“北昆第一旦”之美誉,更有“宛转能歌李淑君”的诗赞。然而,就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北方昆曲的代表人物在爱晚养护院静静地离世,享年81岁。

李淑君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既曾红极一时,更有坎坷多舛。晚年因为备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始终远离舞台。而她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也被看作昆曲艺术在一个时代命运的缩影。

李淑君祖籍连云港,父亲曾为伪军军官,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军军官,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中逃往香港,辗转至台湾。而母亲则是父亲的姨太太。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带给李淑君背负一生的“包袱”,也为她此后二十余年的精神疾病埋下伏笔。

年幼的李淑君常辗转于北京、上海、山东、南京等地。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舞研班招生,正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一年级的李淑君因为看过芭蕾舞剧《和平鸽》,对芭蕾艺术充满喜爱和热情,于是放弃了学业,投身于芭蕾舞和民族民间舞蹈的各种学习。

虽然因喜爱芭蕾而学舞蹈,但李淑君最初却以民歌歌手成名。因为常年至全国各地学习民间舞蹈,李淑君不仅随队去过云南学习花灯戏,之后又在辽宁海城学习二人转,并学会了《瞧情郎》一曲,因为音色甜美,李淑君凭借此曲一举成名。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来中央戏剧学院挑选演员,恰逢毕业的李淑君于是来到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除继续演唱民歌外,也开始学习各种传统戏曲。虽然当时中戏也挽留了李淑君,并表示可以送她去苏联继续学习芭蕾,但李淑君却选择了自己更偏爱的“载歌载舞”的艺术。

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号称“总戏曲团”,目标是以中国戏曲为基础创建中国新歌剧。因此,李淑君便有机会去各地学习地方戏曲,闽剧《钗头凤》、豫剧《红娘》、孕育于福建泉州的梨园戏《陈三五娘》,都成为了她日后艺术生涯的滋养。在此期间,李淑君有机会先后向昆剧名家韩世昌、马祥麟和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学艺。

1956年,新编昆剧《十五贯》晋京演出,被周总理提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当年11月,上海举办了全国昆剧观摩演出。在这次南北昆会演中,李淑君临时向马祥麟学演了《昭君出塞》,作为青年主演出现在昆剧舞台上,从而奠定了此后她在北方昆曲以及昆曲界的位置。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李淑君等歌剧院演员都转入北方昆曲剧院,李淑君从此成为了一名昆剧演员。而因为芭蕾、歌剧再到昆曲的“出身”,也为李淑君奠定了一种表演纯朴大方,演唱带有歌剧痕迹的舞台风格。

1957到“文革”前夕,李淑君昆剧生涯可谓红极一时。她主演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大戏。因为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善于在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吸收地方戏和民歌的演唱技巧来塑造人物,李淑君很快成为北昆第一旦角,和其搭档的多是白云生、侯永奎等昆剧名家。

除了获北昆名家韩世昌亲授,演出《千里送京娘》、《昭君出塞》、《玉簪记》、《牡丹亭》、《长生殿》、《百花赠剑》、《奇双会》等传统剧目外,李淑君还出演了多部新编剧目,包括《文成公主》、《李慧娘》、《蔡文姬》、《桃花扇》、《血溅美人图》以及《红霞》等。《血溅美人图》还曾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电影。

在这些剧目中,《李慧娘》和《红霞》都曾成为席卷中国社会的大事件,而《李慧娘》更曾引起“有鬼无害论”的大讨论,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有“南有《十五贯》,北有《李慧娘》”之称。

在这十年间,李淑君一直尝试将民歌的唱腔糅入昆曲之中,声音高亢、音色甜美,常被赞许为“仙乐”。她曾为话剧《蔡文姬》中的“胡笳十八拍”配唱。还为电影《桃花扇》配唱插曲,这些插曲融入了梨园戏等民间戏曲元素,李淑君的演唱又开始由带有歌剧特点之唱腔向传统昆曲转换,电影《桃花扇》插曲也是她在昆曲演唱艺术上的高峰。

然而,“文革”开始,北方昆曲剧院解散后,李淑君被调入北京京剧二团。十三年间,李淑君虽也学习样板戏,但再无上台机会。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李淑君饱受精神病困扰,疾病反复发作,据称在精神病院也大唱昆曲。病好之后还要求演戏,但却再无主演大戏之机会,仅偶尔演出折子戏《千里送京娘》。

1989年,在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办的“纪念韩世昌大师诞辰90周年”专场演出上,李淑君演出《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而这一演出也成为其舞台绝唱。

2002年,李淑君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联合授予“长期潜心昆曲艺术事业成绩显著者”称号。李淑君生平只有一个学生董萍,曾向其亲授《游园惊梦》、《红霞》、《千里送京娘》等剧。但董萍却意外身没,此后,北昆从韩世昌开始由李淑君所传的风格一脉自此绝响。

201216日上午,李淑君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而为她送别的同时,也是北昆一个时代的远去。

鲍勃·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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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勃·安德森

1922.9.15-2012.1.1 生于英国汉普郡

2012来临之际,人们谈论着世界末日是否真的指日可待还是无稽之谈,击剑大师鲍勃·安德森(Bob Anderson)却在新年第一天黯然离开。相较于他轰轰烈烈的动作指导生涯和他塑造过的诸多刚毅剑客形象,他的辞世显得安然而温柔,在医院病房里妻子和子孙的包围中,剑落无声,戾气都化作祥和。

鲍勃·安德森1922年出生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从小便学习击剑。二战前,他加入皇家海军陆战队,战争期间服役于地中海,并在战舰上教授船员剑术。1940年,他参加跨兵种击剑赛,一举将花剑、重剑和佩剑所有三种剑法的冠军悉数收入囊中。

战争结束后,他坚持训练和教练工作,在1952年和1953年代表英国出战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和世锦赛都获得了冠军。对安德森来说,击剑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从没有拿起什么剑,”直到2009年,安德森在接受采访时仍强调,“是剑击中了我。”1950年代,安德森担任英国国家队击剑教练,1960年代至1970年代,他是英国击剑学院的院长。

这位剑术方面的“独孤求败”在担任教练的几年间游历英国,结识各路“豪杰”,也找到了能够将他的剑术“发扬光大”的另一条途径——动作电影。对于许多电影观众而言,打斗场面仅仅是为电影润色、增强节奏或强化视听效果的类型化手段,但对于安德森来说,在电影中出演各色剑客、为电影编排路数精彩的武打动作是他运动生涯的另一种延续,也是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剑术魅力更有力的途径。同年龄段的击剑运动员早已退役转行安享晚年,而安德森坚定地执剑在大银幕上战斗了半个多世纪之久。2012年备受关注的彼得·杰克逊的新片《霍比特人》中依然有他年近90岁的身影。

安德森的电影生涯开始于1953年,他被邀请成为一名武术指导,并在电影《化生博士》中出演替身。此片为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部关于恃强凌弱的寓言,讲述了一个18世纪苏格兰的财主变身为海盗的故事。安德森和片中的影星埃罗尔·弗林因拍摄中的一段小插曲成为了好友。当时因一场挥剑比武的排练,鲍勃砍伤了弗林的腿部。弗林坦承这是自己的责任,但安德森还是在此后被称为“刺伤埃罗尔·弗林的家伙”。

凭借对特技的钻研和巧妙运用,安德森离开英国进军动作片的宝地好莱坞,参与指导了一系列刀光剑影的舞美设计并成为了包括埃罗尔·弗林及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在内的诸多演员的武术指导。除了参与可以将击剑魅力最大化的经典剑客电影《佐罗的面具》和《佐罗传奇》,安德森还指导了包括科幻大片《星球大战》系列和玄幻传奇《指环王》三部曲等众多类型的动作场景。由于娴熟地驾驭商业大制作的剑术场面,鬼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也向他抛出绣球,力邀他加盟《巴里·林登》中担当击剑教练的职位。这部杰作不仅影响了包括马丁·斯科西斯、拉斯·冯·特里尔等一票大师的艺术创作,也奠定了安德森在好莱坞电影中作为“剑客”类角色动作指导的不二人选。

在他的指导下,好莱坞大片在气势如虹的激烈中带上了几分英国绅士般的优雅,想象力驰骋的轨迹也有了实战中考究的技术技巧方面的着力点,亦真亦幻间,鲍勃·安德森的“剑”从有形到无形,越发出神入化,甚至可以说刺穿了整个好莱坞。现任英国击剑学院的院长菲利普·布鲁斯说,安德森是“我们当之无愧最伟大的击剑大师和一个世界级的电影武术指导”。

1977年参与了第一部《星球大战》的幕后制作后,他自己亲临银幕,在后面两部《帝国反击战》(1980)及《绝地归来》(1983)中出演那个邪恶的、头戴黑色钢盔的达斯·维达,与马克·哈米尔所演绎的“卢克天行者”穿梭于光剑之间。

安德森过世后,媒体追忆他的艺术生涯,也将维达作为他银幕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浓墨重彩加以评说。其实,最初星战中维达更为观众熟知的扮演者是大卫·帕罗斯,他是个身强体壮的举重运动员,看起来很有气势,但身手不敏捷,用不好剑。比他身材矮小6英寸的安德森承担了他所有的武打部分,却没有署名,“他的身份一直是个秘密”,直到1983年马克·哈米尔接受媒体采访时终于忍不住为安德森抱不平:“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他为那些血腥的战斗付出了那么多,应该得到承认和褒奖。他才是真正作为维达战斗的人。

诺曼·克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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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曼·克里姆

1913.6.3-2011.12.14 生于美国纽约

人们一定记得当年真空管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庞大体积和笨重外形。假若这个世上不曾有诺曼·克里姆(Norman Krim),今天人们家中的电器还可能和过去一样巨大。好在目光长远的诺曼·克里姆促成了电子工业的改革——放弃真空管,改用晶体管,才让家电变得小巧。

和老式真空管一样,晶体管也是一种能放大声音信号的半导体。克里姆并非晶体管的发明者,但是他预见了晶体管的应用潜力。克里姆曾亲自设计过助听器,他提议雷神公司大规模生产晶体管,来缩小其设计的助听器的体积。晶体管在线博物馆馆长杰克·沃德曾在采访中谈道:“如今的一块计算机芯片就集成了超过5000万个晶体管。每天,数以万亿计的晶体管从流水线上诞生。克里姆是认识到晶体管应用潜力的第一人,并引领雷神公司成为第一大晶体管制造商。”

1953年的《时代周刊》文章这样记录:“这种小装置(晶体管),包含一小块锗,比纸屑还小,耗能仅是真空管的十分之一,就能正常工作。大多数雷神公司生产的晶体管如今都流入了美国的助听器市场。”成千上万的听力障碍人士从克里姆首创的晶体管微型助听器中获益。

但是,克里姆也发现,雷神出产的晶体管并不能做到个个都能用于助听设备。“当电子管首次被雷神公司以商业规模投入生产,有一批编号CK7225的产品会产生过度的噪音,故而不适宜用于助听器。”IEEE频谱杂志编辑亨利·戈尔茨坦如是说。

于是,克里姆联系了诸如《科普》、《无线电电子学》等杂志的编辑,开始向科学爱好者推销CK7225晶体管,期冀这些爱好者能够发现CK7225的独特用途。“结果,整整一代志向远大的工程师们——当然是玩笑话,实际上是那些在车库和地下室里工作的科学爱好者,制造出了各种电子晶体管,包括收音机晶体管、电吉他放大器、代码振荡器、金属探测器等。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为了真正的工程师。”

在晶体管诞生之前,克里姆已经为电子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他带领雷神公司团队研制了小型的真空管,应用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中。克里姆还意识到,小型的真空管可以替换笨重的组件,减轻当时听力障碍患者背负电子器械的负担。诺曼·克里姆的传记撰写人切特说道:“包括ZenithBeltoneSonotone等美国公司都采用了克里姆改进过的更经济的小型真空管助听器技术。他的装置和当今的手提电话大小相当。”它们也是之后发展的晶体管助听器的前身。   

离开雷神公司后,克里姆在波士顿购下两家电器商店,名叫Radioshack。两年后他变卖生意给坦迪公司时,已经发展出7家门店。如今,Radioshack连锁店已经有约7300家,并成为美国最大规模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之一。

两地书里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唐小兵

1934年年初,沈从文离别新婚妻子张兆和回湘探亲,将其行经湖南境内各地的见闻,以细腻而温热的笔触一一记录,用书简的形式饱含深情地寄给远方的爱人,由此催生了现代中国最优美的散文集之一《湘行散记》。时隔三年半之后,抗战爆发,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结伴,化装逃出北平,辗转飘零,最后抵达昆明。在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争岁月,沈从文与张兆和保持了密集的通信联系,可在这些残存下来的信件中,除了艰辛而清贫的日常生活(比如借钱还债、人情往来、孩子抚养、柴米油盐等)的记述之外,我们却很难感触到三年前沈从文与张兆和通信里的柔婉而细密的情感世界,却分明多了一份相互的误会、牢骚与抱怨,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师生恋”似乎在经受一份牵缠而苦痛的折磨。

张兆和出身苏州的书香门第,却似乎践行着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坚持朴素、简洁而有序的生活方式,并认为简单的生活才是合乎道德的生活。当她听闻逃难到长沙的沈从文租住了较大的房屋时,她在回信中说:“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离开北平前的沈从文身兼《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又是著名作家,自然有着广泛而活跃的公共生活,这种文艺生活在张兆和眼里似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虚生活,而沈从文的言行举止在她看来更是“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的勉强。她爱恋的是早年在上海给她写情书的那个未受城市文明污染的纯真而质朴的“乡下人”,或者说她爱恋的是沈从文书信和小说里构筑的那个湘西世界。

自然,张兆和并非只是对沈从文提出严苛的要求,这种简朴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规定,这就充分彰显张兆和精神世界的单纯与强韧。她的人格、言说与行动是一个圆融的统一体,不容分裂也不会割裂。在19371025日的书信中,张兆和批评沈从文对她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想象:“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它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碎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适。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给各种不合适的花样给Spoil了。”在张兆和的心灵世界中,日常生活应该最大限度地简化,而生命世界应该最大限度地丰富,人应该更加本色而自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其实也是在沈从文在《边城》、《湘行散记》、《长河》等多种作品中反复表达的主旨。

对此,学者赵园有精辟的论述:“《边城》、《长河》极美,但你是否意识到,之所以人皆以为美,正因为那里并无那种恣肆放纵的原始情调,没有那种深山大泽的原始性神秘,因而是更合乎‘士大夫化’了的审美趣味,合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审美理想的艺术世界。没有情欲的放纵(因而绝不同于《野店》、《旅店》等),人物、世界皆纯洁明净如碧水,泛溢着的,是你所熟悉的中国式乡村社会静谧而暖融融的诗情。你由作品感到的,是作为中国作家传统心理的‘节制’。《边城》、《长河》一类作品说得上‘思无邪’,却也因此多少减损了点儿批判的力量。”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的批判,让他重新发掘了作为乌托邦的湘西世界,这样一个乡土世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传统中国士大夫从容涵泳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沈从文在骨子里其实有“士大夫情结”,这也正是先后在京沪都工作、生活过的沈从文憎恶后者而亲近前者的原因。1930年代的北平既有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流风余韵,又有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气味,自然让沈从文大自在大欢喜。可这种对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融入与认同,却似乎遭遇张兆和的不满甚至指责。

出身名门的张兆和似乎更有着一份人人平等意识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似乎也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无太强烈的抵触情绪,反而是敞开胸怀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慑于建国前后文艺空气的冷峻与政治化,自知创作空间会遭受极度压缩的沈从文,却曾经数次自尽未遂。在19371229日的信中,张兆和决绝地表达了对过往生活方式的痛恨:“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我们都觉得自己太聪明一点,觉得比人超过一等,因此平时总觉得这件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不屑做。”即此而言,张兆和早已超越了少时家庭出身的限制,可以说成了民国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叛徒”(与林徽因等显然不同),她似乎有着一份看透大家族生活的空洞、虚假本性之后的决绝(这或许跟其幼年丧母,自小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关)。张兆和与其姐妹相比较,确实有着一份迥然有别的冷静严肃的心智,及朴素清新的人格。

沈从文是以湘西世界的真实与野性,来拆穿、表述与反抗城市文明的虚假与空洞,在这一点上两者似乎应该有着更大的价值上的叠合,可事实上围绕基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女性应该如何自处的议题,沈张在书信中(我们可以想见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剧烈)时常争执不已。沈从文有一个对女性形象想象的投射(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就是对张兆和的种种要求),比如他曾经在给别人的书信里说:“上帝造女人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这里似乎看不到五四一代启蒙思想里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张兆和也有一个女性意识和女性角色的自我想象,这两者之间时常龃龉乃至冲突。质言之,沈从文的简单生活是自由而随意的,因而有时以率性为美,而张兆和的简单生活,却是自制而勤俭的,因而时常以克己为美。

时隔近六十年之后,《从文家书》的后记里,作为编选者的晚年张兆和的一段话,透露出其对沈从文的负疚之心,也许包裹着诸多对当年无休无止的抱怨、指责沈从文的懊悔之情吧,这似乎也在隔着遥远的时空注释着他们长达五十多年婚姻生活中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不解、矛盾与隔膜:“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指沈从文,引者注)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沈从文生前曾经说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可见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不易与珍贵,以此来映照两地书中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尤有一份难以言述欲说还休的哀婉与伤情。

大选中的电视辩论:媒介与政治关系的现实考量

陆晔

在政治传播领域,大众媒介与当代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议题。从不同的理论路径出发,无论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一般意义上对政治的影响,还是具体到某一场大选电视辩论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作用,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各异,十分多样和复杂。

但政治传播学者大都认同一点:大众传播媒介与当代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媒介是现代社会公民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公民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政治,最终达成参与社会的目标。因此大众媒介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大选电视辩论及其所承载的媒介与政治关系的现实意义,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考量的。

大选电视辩论的历史

美国的选举辩论在林肯时代就已产生,但以1948年俄勒冈州一场总统候选人初选广播辩论为起点,大众媒介开始进入美国的选举政治。1976年副总统候选人之间举行的电视辩论,让其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尽管人们总是把大选电视辩论看成是电视媒介与选举政治的共同产物——政治家在聚光灯下,面对百万选民公开亮相,不仅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通过面对面交锋,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击垮对手;公众则通过收看电视辩论,对候选人的人品、立场、价值观甚至衣着发型、语言表达评头论足,也许还因此决定自己的选票究竟投给谁。不过在美国,早在电视出现之前,政治竞争对手之间的公开辩论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的选举辩论可以追溯到1858年,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竞选中,共和党代表、前众议院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在821日、27日,915日、18日,107日、13日、15日,在该州的七个选区各进行了一场辩论,议题主要是奴隶制和联邦问题。从形式上看,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演讲更贴切。每场三小时辩论,第一位候选人先演讲一小时,然后第二位候选人演讲一个半小时,最后第一位候选人再回应半小时。两位候选人每次交替作为第一个演讲者出场。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向专门直播各种政治事务的有线电视公司C-Span购买到这所有七场辩论情景再现的高清视频光碟。

1948517日,在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KEX-ABC广播电台组织了该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广播辩论,参与者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和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生。这应该是第一次经由大众媒介直播的选举辩论,时长一小时,吸引了大概4000万到8000万听众。辩论的形式是每位候选人做20分钟的开场陈词,再各8分半钟针对对手的辩驳和回应。论题是有关在美国的共产党是否非法的问题。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选举辩论局限在如此单一的议题上。

1956年,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初露头角的年代,当时最弱小的全国联播网美国广播公司ABC组织了佛罗里达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电视辩论。两位参与者,前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和前参议员Estes Kefauver,应该是最早的大选电视辩论者;当时的主持人,来自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的Quincy Howe,则是第一位大选电视辩论的主持人。电视辩论的时间是一小时,包括每位候选人各三分钟的开场演说、提问,以及各五分钟的总结陈词。议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

尽管在1950年代,电视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但它第一次直播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就体现出它有别于报刊和广播的一种特殊功能——它是政治家个人特质高度形象化的表现。四年之后的1960年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不仅成了政治传播实践与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把有关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对当代政治影响的是是非非,推到了聚光灯下。

196092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间9点半到10点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芝加哥的附属电视台WBBM-TV举办了由CBS新闻部霍华德·K.史密斯主持,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三大全国联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全程直播,吸引了6640万观众。一小时辩论分为每位候选人8分钟的开场演说,2分半钟回答提问,自由辩驳,3分钟总结陈词。议题是国内事务,参与提问的嘉宾都是资深新闻记者,有NBC新闻部的Sander VanocurCBS新闻部的Stuart NovinsABC新闻部的Bob FlemingMutual NewsCharles Warren

107日东部时间晚间7点半到8点半,第二场辩论在华盛顿特区NBC附属台WRC-TV进行,主持人是NBCFrank McGee,参与提问的也是来自不同新闻机构的五位资深记者。没有开场和总结陈词,两位候选人轮流被提问和自由辩驳,观众有6190万。第三场辩论是双画面的直播,尼克松和参与提问的四位资深记者在ABC的洛杉矶演播室,肯尼迪在ABC的纽约演播室。主持人是ABC新闻部的Bob Fleming。与第二场一样,也没有开场演说和总结陈词,两位候选人轮流2分半钟回答问题,1分半钟自由辩驳。第四场辩论在ABC的纽约演播室,时间是东部时间晚间10点到11点,ABC新闻的Quincy Howe主持,四位资深记者作为提问嘉宾参与,议题是外交事务。形式是每人8分钟开场演说,轮流2分半钟回答提问,1分半钟的自由辩驳,再各3分半钟的总结陈词。

肯尼迪-尼克松的这四场电视辩论,被认为不仅彻底改变了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也彻底改变了总统大选的组织形态——电视确立了它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塑造者这一举足轻重的当代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角色。研究者们认为肯尼迪最终能以1.7万票险胜尼克松,是因为他不仅比尼克松年轻和善于沟通,而且他更适合上镜。曾有政治传播学者不无调侃地表示,大概根本没人能想得起那四场瞩目辩论的议题和观点,反正人们就是觉得肯尼迪在电视上要比尼克松看起来棒很多。

1976年开始,电视机构不再是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组织者和赞助者,辩论的场地也从电视台演播室转移到能够容纳更多现场观众的剧院或大学礼堂。美国女性选民联盟组织赞助了1976年、1980年、1984年三届大选电视辩论。1976年的三场辩论在第一个任期内的现职总统福特和他的对手——前佐治亚州州长、民主党的吉米·卡特之间展开,地点分别在费城、旧金山和威廉斯堡。第一场由巴尔的摩太阳报的Edwin Newman主持,后两场的主持人都是女性,分别是公共广播网NPRPauline FrederickABC的芭芭拉·沃尔特斯。这也是有女性参与主持的唯一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

三场辩论都是90分钟,从东部时间晚间9点半到11点;没有开场演说,两位候选人轮流3分钟回答提问,接着2分钟回应自由提问,2分钟辩驳,最后每人3分钟总结陈词。三场电视辩论的观众人数分别是6970万、6390万、6270万。也是这一届第一次举办了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不过收视率比较低,收视人数只有4320万。

电视辩论由此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1980年的总统大选,两场电视辩论,有三位竞争者参加:时任总统、民主党的吉米·卡特,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前国会议员、独立候选人约翰·安德森。这一年创下了8060万观众的高收视率纪录。

大选电视辩论的组织者

大选电视辩论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政治家、新闻媒介、公众三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谁来组织大选电视辩论,成为利益之争的焦点。1987年,“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应运而生。

1988年一项美国的全国调查显示,84%的美国人称他们最后投票选择的总统,受到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表现的影响。尽管有相当多的政治传播和媒介学者认同电视的有限效果,认为电视虽然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其视觉化和大众化特征难以承载太多的理性反思和批判,也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电视辩论真正能改变的投票行为微乎其微。

但另有不少学者认为,尽管无法准确计算出电视对选民的投票行为和选举结果究竟有没有、有多大直接的影响,但不少研究成果也确实发现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电视政治传播内容,确实扩大了公众接受的政治信息,不仅影响到公众对不同政治议题的关注度,也会对人民的政治态度和认知产生潜在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只将电视与政治关系的着眼点放在几场电视辩论是不是改变了公众的投票行为上,而忽略其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能力和对观众政治观念的型塑作用,无疑是将电视之于当代社会政治的意义简单化和表面化了。

大选电视辩论是电视的产物,也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这其中包含了政治家、新闻媒介、公众三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电视媒介作为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中介,提供了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一个被中介了的“直接”通道,和一种以直播、现场即兴问答保障的“原生态”意味的政治表达话语,也为自身赢得公信力、美誉度和高收视率,还为后续各类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电视辩论给公众提供了一个“面对面”考察候选人的机会,通过观看直播、即兴的电视辩论,公众了解候选人的个人品性、政治主张、价值立场,获得的信息会比新闻报道更丰富,也更细节化;但同时观众也会被电视对角色标签化地形象塑造所吸引,当候选人形象在观众心目中获得的注意力要远远多过政治议题的本质时,电视辩论的意义也就异化了。

对于政治家自己,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为其搭建了一个直接面向广大选民阐释自己政治主张,同时也接受选民审视的巨大平台;但同时从肯尼迪-尼克松辩论开始的政治公共关系也将这一平台视为免费的政治形象广告。因此,媒介、公众、政治家三者之间各自的需求和背后的利益冲突,单靠任何一方都难以平衡。谁来组织大选电视辩论,本身也是利益之争的焦点。

曾有媒介学者对1980年创下高收视率纪录的大选电视辩论进行研究,发现媒介在辩论过程中的角色并非中立,而是按照自身新闻报道的需要来归纳和总结辩论议题的重要程度和阐释其意义;尤其媒介过度关注辩论中候选人的态度和表现,要多过对政治议题的兴趣,这种倾向不仅加剧了电视的形象塑造角色,而且削弱了观众的政治认知。

1987年,一家叫做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简称CPD)的机构应运而生,其目的就是为了平衡政治家、电视媒介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和需求,以确保能向选民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服务。这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社会组织,其成员由著名的政治学者、媒介和公共关系行业资深人士、社会贤达组成,所有前任美国总统也都是其名誉成员。

这个机构从1988年开始组织每一届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具体执行工作都由志愿者完成。从这时起,电视辩论的地点主要都设在不同的大学。从1996年开始电视辩论的时间固定在东部时间晚间9点到10点半。对大选电视辩论的资助也由该委员会来运作。比如,2008年奥巴马与麦凯恩的三场电视辩论和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赞助商一共有八家,多是各类基金会,另有一个家庭基金会作为传播支持。这些都可以在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上查到。

组织大选电视辩论是很细致的工作,该机构需要根据民意调查的选民支持率数据来决定哪些候选人能参与辩论,要挑选主持人和作为提问嘉宾的记者人选,要选择辩论的地点,收集辩论的议题和提问汇编,还不得不斡旋于不同候选人的竞选班底之间,敲定辩论运作流程的各个细节。该机构还从事与电视辩论相关的研究和对选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教育培养活动。

此外,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还与另一家叫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简称NDI)的非营利、无党派组织一道,为其他开展选举电视辩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咨询和技术指导,包括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俄罗斯、南非、乌克兰等。

大选电视辩论的意义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网络竞争十分激烈,被认为公众与政治家的对话渠道增加了,同时英法相继开始了大选电视辩论。有学者认为,当代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由媒介、公众、政治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但最终与新媒介技术所造就的对话平台上积极的公民实践相关。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视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加之年轻选民的政治参与度下降,美国大选电视辩论的收视率也变得很不稳定。1992年的大选电视辩论在时任总统乔治·布什,民主党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和独立参选人、商人罗斯·佩罗三人之间展开,观众人数在6000万到7000万人之间;之后1996年和2000年的大选电视辩论收视人数下滑很严重,都只有三四千万人。2004年的三场电视辩论,收视人数稍有回升,分别为6240万、4670万和5110万。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麦凯恩之间的首场辩论,主题是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观众有5240万。第二场由NBC的著名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主持,在形式上做了一些调整,采取了议会厅会议的辩论形式,提问嘉宾不是以往的四五名资深记者,而是由盖洛普公司组织的一些选民,参与自由提问。此外主持人也将一些网络上的提问抛向两位竞争者。这也是第一次网友提问出现在电视辩论当中。两位候选人轮流回答2分钟问题,随后1分钟自由讨论。这一场观众达到6320万。第三场由CBSBob Schieffer主持,主题是经济和国内政策,形式是两位候选人和主持人坐在圆桌前,候选人每人2分钟轮流回答提问,5分钟自由讨论。观众人数5650万。不过,就像肯尼迪被认为是电视辩论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一样,奥巴马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网络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因为电视辩论之外,2008年总统大选的网络竞争也十分激烈,大有要超过电视这一大选主战场之势。

不过也有政治传播学者认为,网络也罢电视也罢,对于公众来说,关键是要有与政治家充分对话的机会,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与美国相比,英国在政治选举过程中有着长期的辩论传统,却与美国大相径庭,从未将直播的电视辩论作为大选的一个重要环节。直到2010年,经过几个月磋商,订下七八十条规则,英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工党领袖戈登·布朗、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和自民党领袖尼克·克莱格三人参与的大选电视辩论,引发各方关注。

法国则是在1995年希拉克和若斯潘进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在2007年再度通过160分钟的电视辩论,感受了人民运动联盟萨科齐和社会党人罗亚尔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的唇枪舌剑,收视盛况几乎赶上世界杯足球赛。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公众、政治家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培育、相互造就的,有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媒介、什么样的政治家,就有什么样的民主。

英国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在反思当代社会媒介与民主的关系时,强调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传播自由是由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各个部分的自由组成的,而以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意见和舆论为标志的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选电视辩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平台。它的作用不可小窥,但也绝不是唯一的对话渠道。电视辩论在美国已经走过了很多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刚刚开始。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些地方,这个过程会比电视辩论自身的演化要缓慢得多。新技术带来新的可能性,而最终公众的政治社会化,则是与在不同媒介平台上积极的公民实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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