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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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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两岸企业所得税制度  

2013-01-30 12:46:25|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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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两岸企业所得税制度

刘剑文 王桦宇

1998年,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重大税制改革,所得税制由原来的公司所得税与股东个人所得税的“两税独立课税制”改为现行的“两税合一课税制”。台湾地区所得税包括综合所得税和营利事业所得税,前者相当于大陆地区个人所得税,后者相当于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

台湾地区采取所得税合并立法模式,综合所得税和营利事业所得税统一规定在“所得税法”中,并制定施行了“所得税法施行细则”、“所得基本税额条例”、“各类所得缴扣率标准”等配套规定。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12125日,明确了税收中性原则,营利事业等将不会因未分配盈余增加而加征10%税负。

大陆地区所得税为独立课税制,采分开立法模式,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和配套规定。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的基础性法律法规为20073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和20071128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所得税制变迁:倒逼机制与自主突破

从历史沿革上看,大陆地区的企业所得税立法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步创设阶段(1949-1979)。其特点是建立了初步的所得课税框架。1949年,大陆地区通过统一全国税收政策基本方案,其中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征税的办法。1950年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和薪给报酬所得税等三项为对所得课税。

二是制度形成阶段(1979-1994)。其主要特点是“内内有别”,“内外有别”。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19849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所得税草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19854月发布《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886月发布《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至此,形成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内内有别”情形。19809月和198112月,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公布施行。19914月,全国人大整合制订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于同年71日施行。这也事实上造成了“内外有别”的税制格局。

三是稳步调整阶段(1994-2007)。其主要特点是“内外有别”。19931213日,国务院整合制订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消除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差异,并自199411日起施行。

四是统一立法阶段(2008至今)。其主要特点是“统一无差别”。2007316日,全国人大通过《企业所得税法》,20071128日,国务院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并都于200811日起施行,从此内、外资企业施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

从法律传统沿用的情形来看,台湾地区企业所得税立法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大阶段是国民政府阶段。其间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初步创设阶段(1914-1943)。19141月颁布所得税条例27条,其纳税义务人之规定以属地主义为原则,后因各地商会反对,尚未正式开征。193610月,制定《所得税暂行条例》采分类所得税制,主要对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及证券存款所得课征,1937年全面实施。

二是成长演进阶段(1944-1948)。1943年增订财产租赁出卖所得,1946年修法改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另增一时所得,合为五类,1947年实施,此时《所得税法》为42条。

第二个大阶段是国民党迁台以后阶段。其间又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存续调整阶段(1949-1968),1949年后,台湾地区继续沿用国民政府时期的“所得税法”。1955年,台湾地区修正“所得税法”至120条,确定所得税采综合所得税及营利事业税并行制。

二是锐意变革阶段(1969至今)。自1968年以后,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所得税法”修订频繁,但基本框架与法条次序不变,仅作修订与增删。1997年底修正确定为两税合一制。又至最近2012125日的修订,“所得税法”仍保持着原来总体格局。为使适用租税减免规定而缴纳较低或不用缴税的公司或个人,都能缴纳最基本税款的税制,台湾地区自200611日起施行“所得税基本税额条例”。

从两岸所得税立法的纵向变迁来考察,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原因的外在推动。首先是在以吸收外资和保障外商税收权益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制定了两部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其次,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再按所有制来进行所得税制立法,而是对内资企业施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条例;再次,则是在贯彻WTO精神和消除超国民待遇的平等原则指引下,实行所得税的统一立法。

而就台湾地区“所得税法”而言,在所得税法基本框架确定后,虽也有经济原因考虑,但总体上是基于合理性原则进行修订而非直接的税制改革,且一直保持所得税法体系稳定和税制连贯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法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外在压力与倒逼机制下渐次整合而形成,而台湾地区企业所得税制则是在一贯绵连的公司和税收法制下以自我完善和追求自洽性为目标的有序革新中变迁。大陆企业所得税征收历史相对较短,立法相对较晚,修订变化次数也明显比台湾地区要少。从实体内容上看,台湾地区的营业事业所得税法规定得较为详尽,内容上基本接近于大陆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两者的结合。

技术规范与法理逻辑:两岸税法的规制趋同

在技术性规范和诸多法理层面,两岸企业所得税法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应税收入和税前扣除项目的方面,除了些许差异客观存在外,往往有着非常多的重叠性考量和近似性规定。

在系统融入税法规制国际趋同的大格局下,也切实契合了现代税收法律主义的严格立场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人本精神。在税收要素的一致性基础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体化是世界所得税改革的主流趋势。合并课税制将会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大陆所得税法改革的趋势和目标。

纳税主体。纳税主体也即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纳税人为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但排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非居民企业则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台湾地区“所得税法”并未对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作直接定义,只是在第2条和第3条就综合所得税和营利事业所得税抽象规定了来源地所得课税原则和扣抵原则。

两岸在纳税人界定上相同点在于,皆以在境内有所得者为纳税义务人。而差异点则在于纳税人分类的明确性及适用企业的类型。大陆地区税法对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界定明确,而台湾地区则采间接规定及学理识别方式处理;大陆地区对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等两类企业不征企业所得税,而是对业主征个人所得税;台湾地区对这两类企业则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

征税客体。征税客体也即课税范围。两岸所得税法均是以属人原则为主,属地原则为辅,同时实行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规定的课税范围比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2条的规定略宽,主要差异是对于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要求缴纳所得税;而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2条在对营利事业所得税课税范围中明确规定了总机构在境外的仅就台湾地区境内营业事业所得课税。

此种差异的存在,与两岸对于税源管控的严格程度以及对实际联系原则的差异化理解紧密相连。大陆地区按照较为积极的国库主义原则,在税收立法及执法中贯彻管制优先和应收尽收原则;台湾地区则以充分法理论证和审慎立法为前提,更加突出强调低税负、市场化及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

税率。《企业所得税法》第4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适用税率为20%。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国家对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等的优惠税率再专门加以规定。台湾地区则在2010年修法时将税率调整为17%,并以所得超过12万元新台币作为免税界限,且规定即便是应纳税额超过12万元新台币,但其应纳税额不得超过营利事业课税所得额超过12万元新台币部分之半数。其中,关于应纳税额不得过半数的规定,是台湾地区立法机关在参考德国税法学理并严格贯彻量能课税原则而最终制定的,体现了税收立法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应税收入。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24条规定,对短期票券利益所得,除依规定扣缴税款外,不计入营利事业所得额,大陆则无此规定,所有利息收入都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25条、第26条和第40条,分别对从事国际运输、境外影片、营业期间不满1年的企业以及关联交易的调整,专门规定了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法则没有专门针对某一行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特殊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7条规定了下列收入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4条则规定了22项免税所得的规定,但相比大陆规定更为明确和细致,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各级政府及公有事业的所得;出售土地;证券及期货交易所得;等等。相比而言,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的规定指导性和操作性更强。

税前扣除项目。在应纳税所得额准予扣除的成本费用项目中,两岸差别主要在:

一是对于公益性捐赠支出,大陆地区准予扣除限额是年度利润总额的12%,而关于公益性捐赠的界定,则在《实施条例》中加以规定;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17条则直接规定:“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扶养亲属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构或团体之捐赠总额最高不超过综合所得总额20%为限。但有关国防、劳军之捐赠及对政府之捐献,不受金额之限制。”这样看,台湾地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限额更大,更能促成企业积极贡献慈善事业。

二是两岸所得税法都对不得扣除的支出项目做出了规定,但两者范围有一定不同。

其三,《企业所得税法》对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类别、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类别以及可以计算摊销扣除的长期待摊费用类别做出了规定,且在《实施条例》中具体规定了各项资产的计税基础和折旧年限等。台湾地区“所得税法”没有直接类似的条款,但在“第四节”规定了资产估价问题。

其四,《企业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台湾地区“所得税法”则没有类似规定。

其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台湾地区“所得税法”也有类似规定。在财务会计和税务处理上,两岸的相关规定相似度和同质化较高。

总体而言,两岸企业所得税法在基础条款和主体内容方面都较为接近。至于其中存在差异性的部分,则基本上与两岸企业所得税制实践中会计语词、日常惯例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有关。相较而言,在表达方式上,《企业所得税法》的条款规定较为简练和原则,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的条款规定更为具体和清晰。

两岸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囿于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社会政策、税收法治水平等主客观条件,两岸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在此种“和而不同”的比较视野下,两岸企业所得税制度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也逐渐会在发展趋势上呈现更多的共同元素,并相互取长补短。

征收管理与行政体制和行政法发达程度紧密相关,税收优惠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影响甚巨,而避免双重征税和反避税安排,则又是地区间税法实践都会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征收管理

一是纳税地点。两岸企业所得税法对纳税地点的规定大体相同。

二是合并纳税。《企业所得税法》第50条第2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第52条规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企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的规定与大陆地区基本相同,主要的差异在于对总机构在境外,若设有多个境内营业场所,未规定可以合并纳税。

三是纳税年度。《企业所得税法》第53条第1款规定,企业的纳税年度均为公历年度。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法规定课税年度与会计年度相同,而会计年度一般取公历年度,两岸基本相同。

四是纳税程序。《企业所得税法》第54条规定,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季度预缴,按年汇算清缴。台湾地区“所得税法”同样采取年度内预缴和按年结算的办法。按照第67条的规定,企业只需要在每年9月份预缴一次,而且预缴金额为上年度应纳税额的二分之一。在年度结算的时间上,两岸所得税法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章专门规定了“税收优惠”。这些税收优惠包括:免税收入、免征或减征所得税的项目、加计扣除的支出、固定资产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税额抵免等。其他配套制度则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单行规范性文件。

而台湾地区“所得税法”对税收优惠的表述中则散见于较少的几个条款,而更多税收优惠则是通过在“产业创新条例”、“生技新药发展条例”、“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加以规定。

避免双重征税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两岸所得税法都规定,对于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同样都是该项所得依照本地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3条规定,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在以后5个年度内,用每年度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而台湾地区“所得税法”没有类似规定。

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3条第2款只是概括性规定:“但其来自台湾地区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来源国税法规定缴纳之所得税,得由纳税义务人提出所得来源国税务机关发给之同一年度纳税凭证,并取得所在地台湾地区外事机构或其他认许机构之签证后,自其全部营利事业所得结算应纳税额中扣抵。扣抵之数,不得超过因加计其国外所得,而依国内适用税率计算增加之结算应纳税额。”这也反映出大陆地区在处理双重征税问题上,积极扶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态度。

反避税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分别规定了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和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等事项。第47条还特别规定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对反避税规定进行了细化。

此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先后联合或单独发布《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和《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就企业重组的类型、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非居民股权转让所得税管理等事项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及时出台,丰富和充实了大陆地区现有反避税制度体系。

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第43条之1规定了不合营业常规之调整,对关联交易的调整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2004年,台湾地区颁布《营利事业所得税法不合常规移转定价查核准则》,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关联交易的调整问题。

20095月,台湾地区增订“税捐稽征法”第12条之1的一般反避税条款,明确规定税捐稽征机关认定课征租税的构成要件事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的归属与享有为依据。

2010年,台湾地区又增订“所得税法”第43条之2的反资本稀释条款,自2011年度起,营利事业对关系人之负债占业主权益之比率超过31者,超过部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为费用或损失。与此同时,台湾地区更进一步考虑,在参考境外立法例基础上,创建受控外国公司(CFC)法则及营利事业采实际管理处所(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认定居住者身分等反避税制度,以使台湾地区反避税法制更臻健全完整。

当下,两岸经济交流日益紧密,同样源自大陆法系国家的税法学理与制度也在两岸学界和政府努力下渐进融合。就大陆地区所得税法未来修订而言,至少以下两点可以参考借鉴台湾地区所得税法:特定营业之纳税人经许可后可选择非公历年度;择机调整大陆地区现行分月或分季预缴制度为年度一次预缴制度。■

曼彻斯特的印巴街与多元文化

“和而不同”的两岸企业所得税制度 - wuhelo100 - 赤鱼追波

曼彻斯特(

Manchester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而具有南亚风情的印巴街(俗名“Curry Mile”,咖喱街)于曼彻斯特的Rusholme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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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英里的印巴街边,印度餐馆林立,加上小型的烤肉外卖店

Kebab一共有七十多家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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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街上有一些出售南亚服饰、首饰的店铺,华丽的色彩给曼彻斯特的印巴街又增加了一些异域风情。

 

从英国曼彻斯特市中心到南郊的大片住宅区域以至曼彻斯特国际机场,要经过一段印巴街。这条街位于Rusholme地区,街面窄窄的,却通行着全欧洲最繁忙之一的公交路线,每天运送着大量的各国学生从他们在南郊的住宿区或校区到几英里以北的曼彻斯特大学主校区或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上课。

这条街还是很多白领上下班的路线之一,经过这段路再往南几英里,便是布满维多利亚式建筑风格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这条街不是什么“文明卫生示范点”,街面甚至有些脏乱而失序,常能见到穿着红色制服的管理员抄写着乱停车的牌号,但它总是聚集了大量的人气。这条街不像英国爱丁堡那条举世闻名的Royal Mile——皇家英里大道,圆石铺就的路面和路边的古典建筑一起映衬出典雅中的历史厚重感;相反,它只是一条水泥浇筑的路面,沿街的房子也是平淡无奇,但是它于曼彻斯特却是不可替代而且独一无二,它的俗名就叫Curry Mile——咖喱一英里。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几个印度餐馆到成为二战后从南亚次大陆移民到曼彻斯特的劳动工人的会面之地,到如今成为众多旅行和曼彻斯特参观指南中的推荐点——当年那些印度、巴基斯坦裔移民劳作的纺织厂和制造厂已经关闭远去。凭借“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闻名于世的曼彻斯特以服务业、教育业和金融业成为英国的北方之都,而这条浓缩了移民史和多元文化并存的街道跟随着曼彻斯特的城市转型一直留存并发展到今天。

印巴街的味觉和色彩

咖喱一英里这个名字用来形容今天的印巴街的确相当形象。近一英里的路边印度餐馆林立,咖喱飘香,加上小型的烤肉外卖店Kebab,一共有七十多家餐饮。和这个路段以北的牛津路和它自身所在的威姆斯洛路(Wilmslow Road)这两个文绉绉的英式名字比起来,咖喱一英里这样的称呼通俗生动,让人印象深刻,也提请人们既然到了这儿,别忘了尝尝咖喱。

一路走去,大大的朝街面的窗子里,一张张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刀叉锃亮,杯子里的餐布还如同星级酒店一样叠着花形。服务生都是年轻的男性,穿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举手投足都训练有素,一眼望去,仿佛都是遵循西餐礼仪路线的中高级餐馆。到了夜里10点、11点,正是这些餐馆热闹的时候,很多食客吃兴正浓,总有几家生意特别好的坐得满满当当,常有店里的流光溢彩透到街面上来。往里看去,很多是白人顾客,边上环绕的是那真假难辨的热带植物盆栽,被灯光照得绿意中透着五彩,仿佛置身于印度。

除了这些门面较大的餐馆,那些小规模的烤肉店多是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人所开。进了店里打了招呼后知道是中国人,那些巴基斯坦的店主常常很热情,开口便说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来一句“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姐妹”。因为印巴街离大学很近,中午去吃顿馕加烤肉的简餐相当方便,一次我没有点饮料,他们还送了一瓶。

除了味觉,这条街的颜色也十分诱人。每次经过,都看到那些像积木般堆得异常整齐、形状规则、色彩鲜艳又极小巧的糕点,在那明镜一般的橱窗背后静静地蹲伏着。但是这些小糕点很多甜度很高,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在一位久居英国的台湾女生的推荐下,她带着我尝了几块相对不太甜的糕点,香味很是独特,便买了几块带回去。

走出甜品店,我们又一起逛边上的首饰和服装店。那些华丽传统的新娘新郎礼服上,镶满了珠片和手工刺绣。轻薄的纱丽上金光闪闪,再配上手工极其复杂精巧又隆重的首饰,让人对这异国的婚礼习俗和服饰民情充满向往。日常的衣服都是偏长快到膝盖,过去几年无论是韩版还是英国本土的品牌比如Monsoon都很流行这种长款的上衣,所谓“tunic”,不知道是否从南亚的服饰中汲取了这一灵感。不同的是,用黑丝袜或及膝的袜子搭配长款的上衣可谓流行,而在南亚服饰里,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直筒宽松的布料裤子,那是一个民族衣服的常态和人们遵循的传统。

印巴街上的开斋节

印巴街每年都要过节,一年中最盛大的庆祝,便是穆斯林斋月结束的时候。那个晚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从曼彻斯特周边各方聚集到印巴街,狂欢一整宿。那个晚上,必是交通堵塞,公共交通改道,警察出动,在各个路口维持秩序和治安。那一晚,从印巴街到牛津路像是不夜城,车前车后不间断地鸣着高音喇叭,车上的音响开得要振动整个夜色一般,迸发出一曲曲宝莱坞的强烈节拍,和与其平行的用来交通改道的几条路的寂静无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年轻的男子打扮得酷酷的、帅帅的坐在车上,前后左右搭讪,和街上的人喊话。这可能是一年中这条街道最忙碌的一天,餐厅里生意最好的一天。

来自大曼彻斯特警署的Supt Neil Bholé警察在去年8月的开斋节接受《曼彻斯特晚报》采访时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确保以和平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庆祝这个节日。任何一个想在这个地方制造事端的人都会被要求离开的。Eid(开斋节)是穆斯林日历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我们对Rusholme成为它的庆祝中心感到尤其骄傲。这个节日吸引了很多前来曼彻斯特的穆斯林访客,他们将会被给予温暖的欢迎。”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身份认同

在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做本科生助教时,一位巴基斯坦女孩在一次《全球化时代的英国社会》的辅导课后,对我说了她时常面对的文化差异的困扰和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她一身华美的传统服装,裹着头巾,戴着银亮的首饰,出生长大在英国。“来,让我们去Curry Mile”常被她班上的同学赋予特殊的体验和机会,而对于她来说,那些餐馆里的口味和她自家烧的菜以及她所认定的属于他们民族食物的味道已经不太一样了。但是,这样的地方,如同遍布世界很多城市的中国城一样,提供了一个安抚乡愁之处,也给其他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体验和参与其文化的地方。

哪怕在现实和很多研究中,这些地方也被认为是高度符号化的空间。比如一个牌坊,一处亭台,是中国城的符号印记,这个印记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到伦敦的华埠,都成立。在一个城市里,常有这样的“特区”,人们因为有着相似的文化渊源和身份认同而聚集在一起。穆斯林的开斋节,中国新年的庆祝,或是盛夏时节源自加勒比海地区黑人的狂欢节,属于其中族群的人们在庆祝中找到客居他乡的文化归属感和社区感。不少节日将庆祝和市场结合了起来,比如欧洲最大的狂欢节——伦敦诺丁山狂欢节,还有曼彻斯特中国城的新年庙会,在庆祝他们自己的节日的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和消费者的目光,让这个族群之外的人们通过体验食物、购买小商品等等拓宽了对另一种文化的象征性的参与。

20112月,面对英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讲话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了,英国政府将通过系列措施创造一个更为强大的国民定位。对于英国来说,国民身份的确是一个尴尬而复杂的话题。随着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规定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还有独立后的英联邦国家公民都能以英国国民的身份自由移民进入英国,大批移民自西印度群岛、南亚次大陆和北非等地区进入英国。

英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放弃推行美国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到2009年,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加了40%,到2009年一共为910万,占到英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印度裔的总量最大,为140万,巴基斯坦裔约为100万,非洲裔为80万,而华裔人口则以每年8.6%的高速度增长。另外,非英国本土的其他白人,包括来自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人口,同期增长了55.3万,为增长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另据英国种族平等及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多种族混血人口以每年4.9%的比例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124万人,成为另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

人口的高度多元使得共有的国民认同日益成为一个挑战,而近年来欧洲经济不景气,很多移民依靠国家福利而生活,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财政负担。过去几年,英国的移民政策收得越来越紧,不仅在去年取消了毕业生工作签证(简称“PSW”),而且大大提高了家庭团聚类签证的年薪要求,但是对投资类移民和企业家移民却相当鼓励,从而进入了一个“选择性移民”的时代。

事实上,不管在移民、就业还是福利政策上,多元文化或者相关的调整都可能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它意味着权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抗争。但是在文化层面,多元文化思潮追问的是一个人身份的可能的宽度;在全球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它连接着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

很显然,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已经不局限于一个地方的特有食物、民风或是习俗,还涉及到它所蕴含的其他文化而构成的总体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总体的丰富开放性不仅对应着各自所属的移民群体和流动人口,其背后也折射了一个人所可能的对于不同文化和体验的开放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与他自身经历所对应的个体身份和精神气质。如果说“天下大同”之于人类是理想,那么走向全球化的社会只有在“不同而和”的愿景下才能让更多的今人享受到时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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