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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鱼追波

建筑日记

 
 
 

日志

 
 

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  

2013-01-11 22:13:19|  分类: 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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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六大命题

中国执政党新领导团队形成,“中国梦”备受期待,后半程的改革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未来新一轮发展或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既已承诺“实干兴邦”,开拓创新,那么,新型城镇化能否托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原本是用来安置百万人口的街区却很少有人入住,多车道的公路只有少数几辆车驶过,不多的机关单位会在白天开放,偶见的行人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他们慢腾腾的在人行道上挪动,就像灾难电影中末日来临后的孤独幸存者……” 城镇化是过程而非目的,单纯盲目的追求城镇化作为目的,就会出现某著名杂志上所描写的中国“鬼城”景象。

城镇化率达到50%,表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同时也表明城镇化过程进入了后半程这一加速阶段。然而,城镇化过半不仅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同时,似乎也意味着社会各领域变革的时空格局最终到来。

1850年,英国率先成为城镇化率达到50%的国家,此时的英国正处在被称为帝国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其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进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贸易中心。185151日,因为强大所带来的召唤力,世界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成功在英国召开。然而,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表现出了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很可能变成一场从未见过的可怕大火……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2010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无限接近50%,此时的中国经过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终于一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因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201051日,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召开,在超过50%的地球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背景下,城市的问题成为了整个星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受到关注。

然而,多位专家在媒体上公开撰文指出,此时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即改革进入深水区。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和以高消耗、城市要素供给不可持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现象出现;城乡两元化导致农民融入城市难题;城市发展不可持续;社会贫富差距接近警戒线;社会保障不完善引发疑似“中等收入陷阱”初级阶段的现象;以出口和投资为驱动力的衰减共振;地方政府“公司化”并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生态污染危机日趋严重;食品安全危机和公众信任危机爆发;企业在“国进民退”的同时上演着“国强民弱”;政府监管过度导致成为权力寻租的乐园;地方“造城运动”和“鬼城”频现……

201211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提出了“中国梦”的说法。就在一天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会见世界银行官员时说:“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他尤其强调,这有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设想是多样的,各种流派和观点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无论怎样,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离不开“创新、和谐、公平、自由”等词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托起“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理清和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这些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深层路径内涵:

第一,从硬件环境建设到软件政策创新与提升的变迁

新型城镇化到底包含什么?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和城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些硬件建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旧式城镇化的升级版和“鬼城”的初级版。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还包括其他重要内容: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最终形成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可以想象,新型城镇化的铺开将带来史上最大最广泛的政策创新时期。

在打破城乡两元方面,新型城镇化必然要逐步完成:首先是城乡空间一体化;其次是城乡市场和产业结构一体化;最后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三个阶段。农村政策创新方面着重体现在与城市的全要素对接: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规划统一化、机制体制的一体化等。

从合并乡镇,到扩权强镇,再到撤镇设市,包括浙江在内的不少地区一直在探索小城市发展的思路,试图找到镇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路径。政策创新一直在探索,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将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数据显示,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与新型城镇化关联。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是两个主要的障碍。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应协调联动,户籍上,让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并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上,提高农村征地补偿达到同级城市的参考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

在新型城镇化下,应该重新反省已有的土地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要把财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土地财政改革上,着眼点就是让土地的成本大幅下降,让城市土地真正成为外来人口落户的载体,使其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享受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红利,抑制“刘易斯拐点”的过早到来。没有土地财政的改革,新型城镇化过程就会被牵绊并止步不前。

第二,从身份天壤之别到幸福以人为本的体现

未来,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可能不仅包含新型城镇化,还有民生幸福的概念,而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发展和幸福感知为诉求,这是相辅相成的。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有太多的反其道行之的现象,如在城市中,年轻人的就业和创业环境恶劣,“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凸显出社会公平竞争的问题严峻,这足以说明平等公平透明的环境是何等重要,如果年轻人没有上升的通道,必然引发不公,激发社会矛盾。

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目前的很多政策是打击踏踏实实干活的白领和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成为了现行土地财政政策为源头导致的“房奴”、拍卖车牌制度导致的“车奴”和各类消费型银行贷款的“银奴”,这些人成为了中国最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群人。

大量找工作的异地大学毕业生涌入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形成供远远大于求的态势,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较低的工资回报和较高的生活成本最终导致部分白领逃离这些全国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也在长期困扰着城市,尤其是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会化养老产业幼稚的情况下,必然使城市和家庭的负担加重,衰减城市发展的活力。另外,城市贫富区域自然分割所导致的“城中村”、棚户区的脏乱差与市中心高档社区的优美环境的反差,折射出的恰恰是城市中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城市空间差异。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也是一个棘手问题。2011年外出农民工超过2.5亿人,约六成是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却在各类权益和保障上被视为都市另类而被城市拒之门外,成为“城市游牧一族”。同时,他们远在外地的留守子女儿童在教育和成长上面临失管、失教和心理失衡问题。

城市里的白领越来越成为“垮掉的一代”,城市里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成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破解,将决定其最终的成败得失。

第三,从分裂的城乡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城市使生活美好和幸福。在城市中,人的幸福感一般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服务业的发达与否,服务业越是发达,人的幸福感越是高;另一个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与否,如果社会形成了主流价值观,那么各阶层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冲撞就会越少,显然幸福感就越大,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分裂的农民或农民工与城市的市民,即“农村中国”与“都市中国”这两型社会之间显然带有强烈的对峙、隔着深深的鸿沟和难以融合的价值观差异。

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失语”问题。长久以来农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农村出生的大量精英最终离开农村,人才的匮乏使农村失去了与城市比肩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使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止步不前,这必然导致农村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弱势地区,加重了“农村失语”问题,部分农民遭受到特权阶层的侵害后,缺乏基本的表达申诉能力和法律援助渠道,最终造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情况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如何保证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观点得到表达,如何平衡好城镇的观点与三农观点,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变成资产流转,造成农民在农村必须依附土地并靠劳力生存,而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用城市人单方面的观点来规划和发展农村,难免忽视农村特色和农民习俗,用很低的补偿金把农民“赶上楼”,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圈地运动”,是另一种版本的“劫贫济富”,新型城镇化如何避免陷入这样的逻辑将需要实践来检验。

第四,从消耗型城市化要素供给方式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实践

这里面涉及一大堆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由谁来主导以及如何主导?依然是之前惯用的强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融资平台双箭齐发的主导模式?是否仍然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泛滥最终造成城市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以前是造地运动,现在换成造城运动吗?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是无形的手还是“到处乱摸的手”?

新型城镇化必将更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约子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三大动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工业反哺农业和区域一体化——周边借势与融合,未来将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嫁接,由新型城镇化来换档提速和版本升级。新型城镇化需要找到城市发展的长期动力和城市发展的核心能力,在该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背景下同时关注城市的发展水平、持续水平和资源能力的协调水平三大维度,从而指导城市的决策者建设新型城镇。

第五,从产业粗放模式到“产城融合”模式的升级

新型城镇化必然涉及城市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而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势必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走向“产城融合”的新阶段。从早期成本效率为追求的工业集中阶段,到目前竞争优势为追求的产业集聚阶段,再到未来创新驱动为追求的新城区新社区阶段,是“产城融合”的标准路线图。基于此,该路线图也指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未来城市应更注重以下一些要素的提升,包括市场规范、人文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和企业家群体等这些关乎城市根植性优势与区域创新优势的软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往往难以复制并有可能形成各个城市的差异化发展能力。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新型的城镇发展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核心能力,从而形成真正的长期发展驱动力,仅仅靠短期投资热潮和GDP崇拜是无法达成的。

第六,从粗放型社会管制到高效性社会治理的提升

“治大国若烹小鲜”,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首先是爆发公共安全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率在加大,其次是外来人口激增带来社会保障和治理压力在加大,新型城镇化或许将倒逼政府对城市的公共管理从当前的粗放型社会管制提升到未来的高效性社会治理阶段。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是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入城,另一方面是由区域一体化产生的产业转移、承接或升级带来的产业人口迁移。高效性社会治理的难点是如何做到城镇人口持续和有序的导入。房地产及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合理化,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完善,城市壮大后新老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创业的力度,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它撬动具有进步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步再调整,是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实施“社会改造”工程,这是历史所赋予它的三大核心使命。

消除“二元结构”社会

消除“二元结构”社会,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略目标。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方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国小康社会建设,解决均衡度,具有充实性。从目前看,要实现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必须发挥“孵化”,“消纳”,“反哺”这三大功能作用。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孵化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在农村领域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同时,要积极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广大农村转移,实现以产业发展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目前在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建设没有一个是被公认成功的,其城镇化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均在于缺少以产业作动能的支持。

所谓“产业动能”是指在资源和空间要素的直接作用下所产生的推动国家或地区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动力及其贡献率。据新华网20121224日发布的《中国资源空间价值评估(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省域经济的经济驱动力评估排名:江苏、广东、山东、上海、辽宁、浙江、河南、湖南、四川、福建位列前十。目前,产业动能对涵盖农村经济在内的区域整体经济的拉动日益明显。

李克强最近承认,“中国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从发展趋势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产业发展都将成为驱动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将落在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施上。

中国农业现代化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现代化,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既可以盘活农村经济,同时还能实现提振内需的目的。目前看,若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拉动。这就要求今后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要符合空间结构与资源特征,注重产出的效率与质量,在路径上要从空间结构优化入手,带动从资源配置到产业升级的全链条的优化与升级。

所以,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以此作为产业动能来“孵化”城镇化的建设发展,这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所要坚持的第一项基本原则。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消纳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客观地评估现有的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其后要对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期设定一个“安全阀值”,这样方可在预知的合理发展空间内,让现有城镇做到积极有序地接纳“新成员”。

不可否认,今天的“城镇门槛”,已经成为城里人——既得利益的守护者与城外人——欲求分享的跨入者间的一道生死线!为攫取存入城镇账户的待分配或按人头可获取的公共红利,双方的博弈已经展现出群发性特征。

提出城镇化建设的“消纳功能”,就是要尽快提高城市化的管理效率。这要求城市的管理者们,要加强对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完善对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分析,“城市化进程的蓬勃发展将带来大规模的建设和基础设施需求,从而会为全球经济提供支持”。

中国城镇化率目前高达50%,但是其中有超过10%的流动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这是现今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缺憾”。如何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吸纳农民工“进城”,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医疗、教育、户籍等方面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平等待遇,这对城里人,尤其是城市管理者而言,面临实质性考验。改变农民的身份,进而削平中国本不该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对此,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工程。

以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来设定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安全阀值”,这是以科学方式来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第二项基本原则。

所谓城镇化建设的“反哺功能”,是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次财政支持力度与对农民的二次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这样,方可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度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使农民尽快分享到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仅靠对产出效益之比甚差的农产品进行有限度的直补,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居民的差距,更无法解决农民最盼望解决的现实困难。

农村是城市的养育之源。但是,由于历史的积久推延,农村的发展始终处于滞后状态;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处于产业结构末端的叠加效应,农民的收入还处在与城市居民收入在不断拉大距离的困难窘境。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实际差据为10457.435元,预测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如不采取措施调整,预计在2045年,城乡居民的消费实际差据将拉大到73057元。

“缺钱少地”是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的真实现状。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就是农村的农民群体。从城里寄回乡下的打工钱,成为农村“空巢老人”们期盼的救命钱。“养儿防老”的“生物规律”还在延续,它已经成为拉紧与城里打工的年轻一代农民之间的“红丝带”。老一代农民所面临的养老困境正在一步步逼近,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城里人一样,就近领到养老金。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必将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影响。

破解农民老难题,已经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解决农村农民的老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提高中国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目前看,有必要对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或集中财力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或大幅增加地方政府能够调配的资源。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广大农民群体中仅占小部分的农民工人参加养老保险的数仅为4140万人。

因此,农村的农民社保、医保等各类保险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它不但映衬出“反哺功能”的重要意义,更成为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巨大,其中贫困地区差距尤其显著,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具有边界性。省域之间产业互补性差,“老死不相往来”,导致省域边界出现大量贫困地区。以北京为例,在北京周边与河北接壤的100多公里的周边半径范围,就形成了一个“环首都贫困带”。二是具有地理性。在数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形成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1个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三是兼具地理与文化性。例如,一些地处偏僻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外出打工应该是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因为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他们不擅讲汉语,这种脱贫方式就没办法应用。

这说明,中国要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还要走相当长的路。“孵化功能”、“消纳功能”、“反哺功能”成为消除中国社会现有“二元结构”的三大基本功能。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可以有效缩减目前的城乡差异,缓解中国广大农村挤压已久的矛盾,是现阶段解决“二元结构”差异化的积极手段。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

建立“新型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为艰巨的历史重任。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聚焦的最为敏感问题。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所环绕的主题,实质就是土地的制度设计问题。任何想绕过此问题或试图肢解开此问题,以求破解城镇化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已经受到传统发展路径制约:从模式看,出口后劲乏力,投资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低效率与脆弱性的问题,内需在短时间内无法起到拉动全局的作用;从周期看,面临新的高折旧提取周期,前期的基础性建设项目又要进入追加投资期,这对企业效益与宏观效益的增收,都将同步产生严重影响;从矛盾看,解决就业是当前也是今后长期的主要任务,解决方法只有一个,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离开高速度发展,诸多矛盾都将聚集,很难寻求解决机会。

从规律看,要实现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依靠适度通胀;二是依靠资产增值。中国4万亿刺激措施的出台,从对比效益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3倍,但是它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的份额从9.3%降到了6.6%,快速增长速度并没有得到回报,自2009年年底以来,中国企业的总市值下跌了9%,而美国表现最好的股票上涨了31%。这说明中国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第一个方法。选择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无奈之举,但是即便如此,目前也只能被迫放弃前者,去选择“资产增值”方法来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可以预见,在被动性实施“资产增值”方法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将会迭创新高,其绝对值将远高于其他产业GDP的平均值。由此将进一步调整人们追逐“土地资源”的偏好,这无疑将会推动土地资源大步走向“过度集中”。

站在明天回看今天,可以发现:这种聚集风险的“过度集中”,“恰好”是今天的制度设计者们正在积极铺设,甚至动用舆论工具在刻意提倡的——“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土地流转规模化”已经成为下轮改革的主题。

不可否认,促进“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土地流转规模化”,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发展乃至搞活农村经济等诸多宏伟目标的基础性条件。但是盘活土地资源必然触及“土地确权”问题,也就是说,土地制度的调整,将必然导致中国未来农村出现向三个不同方向演变的结果:

一是现农民通过“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并得到在未来城镇生活的所需,即赢得“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农民以“土地换身份”,实现了与城市人的“同富贵”,政府通过“资源换空间”,实现了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二是现农民通过“土地要素”的交换,以失去“地权”为条件,换得农民就地“上楼”,农民仅获得小康生活的“标签”,而交换的另一方则赢取含有“地权”的“土地要素”,成为因整合土地而成巨富的利益集团。之后,农民将无奈的再次“沦为”利益集团所雇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雇农”;

三是现农民在“土地要素”的交易方式、定价原则、交换结果皆为被动的情形之下,被动将自己的“命根子”交给利益方,换得名义上的城镇身份,但最终落得房屋买不起、工作无着落的“城镇游民”。

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们早已将后面两种农民的身份转换定位为:是实现城镇化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中等陷阱”。但是,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充足的理由,站在历史的远郊来聚焦到今天的镜头,我们不得不深感疑惑:为什么从理论准备到制度设计,不去做争取第一种结果的努力呢?没错,改革允许出现差错,摸着石头过河也允许支付成本。但是,在将土地资源的转换利益究竟让位于贫困一方,还是利益一方的核心性原则上,秤砣终究是要做出选择的。

放眼望去,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利益集团攫取出的高尔夫球场、开发区,比比皆是;在地权紧张的时下,地方土地财政膨胀出的鬼城、小产权,无处不在。土地资源的价值,在中国只有通过管理者手中控制,才能由“指标”、“价格”、“规模”、“土地性质转换”等不同层级的权限,实现价值的增值。

土地制度如何设计,是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赎买”后再全面实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私有化)配置;还是有条件的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全面国有化;再是在国有体系下继续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是向在现有地权拥有方倾斜,还是向索取地权的利益放倾斜,亦或是增加自己的“权利地租效益”。

土地问题是聚集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由它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农民个体而言,其全部意义包含农民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费用、工作。在这轮事关土地制度的改革的设计中,任何先抛开对农民手中土地进行确权,而图其利的做法,都将产生事与愿违的结局。

今天看,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无论行将做出何种选择,都将深深刺痛各方的利益。与其说改革是发展的巨大红利,还不如说,此次城镇化建设将是各利益方攫取中国国家公共红利的最后一次晚宴!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

实施“社会改造”工程,这将是贯穿中国城镇化建设始终,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浩瀚改造工程。也许有人追问:城镇化建设是硬件工程,原本就与文化不搭界,而且至今聚焦城镇化议题者,皆远离文化主题,今天何故将两者强牵于一起?要知道,物质文明的发达与落后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这已构成中国地域文化的又一独特特征。要想改变这一落后的社会现状,必须在推动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快实施社会结构的改造工程。

“文化革命”的喧嚣声早已远离中国,当今天的人们抛开政治的思维惯式,尝试着用冷静客观的方式去舔舐它时,腾然间却发现了历史新意。对于经受当年“文革”洗礼的“知青们”,即便是今天去让他们自己评价那段刻骨铭心的阅历,也往往多冠之以“磨难”、“坎坷”等之类加以形容,很少有人将“功绩”佩戴在他们胸前。然而今天,历史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看待他们此生曾经付出的、并且已经为历史所镌刻的伟大的功绩——那就是他们曾经自觉地、毫无怨言地推动了上世纪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社会结构的升级。

在那场倡导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推开于60年代、轰轰烈烈历时2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总数超过2000万人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也是亘古未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造的巨大实践活动。他们到农村去,带着消灭“三大差别”的政治理想,却真正实践了“改造社会”的诺言。

从鲁迅笔下剪去辫子的“阿Q”、到巴金笔下投河的“鸣凤”、再到李准笔下的“李双双”,各位主人公沿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的脉络,展示农村社会结构的演进。但是客观讲,所有来自推动农村变化的实践,均未有“文化革命”时期广大“知青们”所带动的社会变革更猛烈、更具有进步意义。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习近平、李克强,都曾经亲历这场深入社会底层的实践运动,更深知社会改造工程的意义与艰巨性。

当历史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探露着凹陷与差距的社会现状。农村因文化建设乏力,导致价值引力丧失;因教育培训存在盲区,出现社会恶旧之习倒流;因社会管理效率低下,致使社会基层结构稳定性差。改进“三大不足”,已经就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所必须担负的社会改造的重任。

这“三大不足”正在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断层和沉降。农民工,为追求“城镇化”生活,他们由最初的在外打工挣钱、返乡娶妻生子,逐步演变为“携妻带子”在城市打工求生,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明确拒绝返乡务农。目前城乡间的联系,所能够看到的是,过年期间的“携家返乡”,再过一段时间,给乡下家人“汇款”将成为一种“联系方式”。拒绝返乡和拒绝务农,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危机,它犹如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和沉降,已经成为“二元结构”社会长期被固化、沉积,以至于被反报复所形成的一种趋势。

今天的城镇化,已经名符其实的带来“中国第三次社会变革”。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将以磅礴之势,扫荡旧的沉渣,剔除落后的羁绊,推动历史的前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它好比是一个经历惯暖冬的人们,习惯与惰性无时不再提醒人们:再拖沓一步就是春天。但是,严酷现实将会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教训明天的人们:严寒才刚刚开始。

城镇化:中国第三次社会变革的标志

1949年至今,中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历经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通过“要素体系聚合与创新阶段”,实现了公私合营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是“要素体系开发与整合阶段”,这段发展历程丰富了国民生活,盘活了资源要素,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面临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素质与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资源紧缺难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按现有模式发展;生态基础薄弱,生态破坏日益加重;城市环境、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争夺资源和空间的地方或区域矛盾愈发突出。总之,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给中国自身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次社会变革,正是针对上述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所大胆实施的“第三次社会改造工程”。这次社会变革将以“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从现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带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造工程,预计需要推进至少要在30年时间以上。因为其充满未知,又布满荆棘,所以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前,按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大国行列,按人均国民收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也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施城镇化建设”之所以冠之谓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当今的中国负载的压力早已超负荷,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首先,是要弥补其历史的欠账:对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均需追加投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城镇化是为了还农民过去的“欠账”;其次,是要在制度上让农民转变身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三,是要还给农民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历史的原因,由于“剪刀差”的缘故造成“二元结构”社会至今,而今纵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变“二元结构”制度的本身;此外,还由此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断崖式”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埋下深层不稳定要素。

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历史无数次的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挤身”城市的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城镇化,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去消灭“二元结构社会”的社会制度进步与创新实践,是国家补齐中国广大农民应得利益的历史欠账所实施的惠民工程,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放眼看世界,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确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对于处于低迷期的世界经济而言,具有世界引擎的作用,它不仅代表投资方向,更预示巨大的市场商机;其次,对于提振长期萎靡不振的中国消费来讲,其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能,将起到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城镇化的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的年平均值为2.8万亿,实现新增投资的年平均值为6.5万亿,城市化贡献率占GDP增加值的2.71个百分点,城市化驱动率约为 38.5% 。由此证明,城镇化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城镇化建设不是刺激内需的权宜之计,更不应该成为利益阶层“交换利益的平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跨入第三次社会变革期。这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来掀起这场旷古未有之变革,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超凡的智慧来驾驭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从李克强四谈“城镇化”说起

201212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时指出,“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开放,我们扩大内需、激发城镇化潜力乃至发展各项事业”。稍早时候--1128日,李克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他尤其强调说,这有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社会关注到,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政者,在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后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李克强就城镇化发展问题,四次高密度的发表意见,已经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其意义在于两点:其一,中国经济发展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产业动能选择的方向是什么?其二,中国经济发展所受约束与预警条件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都是当今世界非常急迫的要求中国必须回答的战略性问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结构性评估与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投资与出口,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会造成经济的低效率与脆弱性,而当前的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

有关部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推动城镇化发展作为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实现GDP增加值为2.6个百分点,约占GDP增长值的 37.15%。由此证明,城镇化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必须指出,城镇化与城市化不同,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升级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其资源空间价值得到提升。今天的城镇化包含两层次内容,首先是站在大区域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更加重视城市与省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其次是站在小区域的角度看待城镇化,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轨迹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最优化的资源空间的配置,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而可持续性的城镇化发展,更能发挥资源空间的最大利用效率。

更需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变更,实质上是在空间结构优化的趋势下资源调配方式的演进。它包含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等诸多资源的流动方式,以及空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方式及其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生态结构、环境布局的深刻改变,是农村诸要素系统化、链条化、结构化的升级和演进。

在积极推动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非理性城镇化的发展。所谓非理性城镇化指的是过于追求城镇化的形式与速度,而忽视其内容与质量的行为。非理性城镇化不仅影响资源空间价值的提升步伐,还有可能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为此,必须做到“三个同步”:必须同步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实现,严防房地产借机操作导致恶性通胀;必须同步带动农业现代化尤其是设施农业的发展,防止由土地问题引发“社会共振”;必须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防止由土地变现的“短期暴富”而进入“中等陷阱”。

在李克强的讲话中,可以解析出二个重要信息:一是通过城镇化的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至少20年时间,将极有可能以接近8%的高速度继续实现增长;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会停滞,但是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严重依赖于中国在转型道路上的战略设计与控制性措施的实施。

城乡共荣才是城镇化正途

城镇化重任在肩,俨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红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16日在北京闭幕,“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间,都将新型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推动城镇化,刺激投资与消费,造就庞大内需。

有意思的是,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超过城镇居民。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事实上,相对新兴城镇化,中国未来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

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总结其50余年的在华经历之后,写出了传世之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那么,乡村的发展到底由谁主导?

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表现为以 “城市为中心”和“先城市后乡村”。事实上,以反哺的名义,单向开启城市之门,是一种“城市霸权”。城市与乡村不是割裂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应该互动发展,在城市的发展中,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

今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农村出生,后来脱离农村户籍的人口,则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此情况下,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以及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

由此,中国的乡村的作用,不能仅仅从经济功能衡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绝大多数人口与农村有无法割舍的生命关联,正如时下流行的《乡愁里的中国》一书所说,乡村是人们“乡愁”的寄托,是不能舍弃的精神家园。

同时,乡村的存在,亦是人类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亦可以给予城市诸多的启示。

现代以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深入人心,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的喧嚣与拥挤所困扰时,很多人开始了对于田园的向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向往城市的人们,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很多乱象,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先验论有关。在一些地方,一搞新农村建设,就强行把大批的农民强行驱赶到一个地方,集中住到楼房中。在笔者最近几年调研的众多城市中,相当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将消灭农民,作为推进当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亦以消灭农村、建成城市为业绩。权力的介入,资本尤其地产资本的进入,改变了乡村本来的生存方式,强行将农村纳入工业化体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反弹,在征地拆迁中日益剧烈的冲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往往将多少农民转移到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新型城市化,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民,消灭农村,人为地实现所谓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某种意义上说,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存在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无论在哪个国家,农业都属于一种弱势产业,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远见,正可以从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看出来。 在众多国家纷纷抛弃“见效慢”的农业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仍然坚守农业。美国每年都给予农业巨大的补贴,因此,在美国搞农业,农民赚钱,而国家并不赚钱。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都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农业补贴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来农村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纳入现代产业体系,远比驱赶农民到城市更有远见,也更符合现实。 农业本身的现代化,也比工业完全取代农业更为合理,从国家战略来说,亦更容易造就产业结构的均衡。增强抵抗经济动荡的能力。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如此,农民的土地,未来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未来,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纳入到国家资本体系,将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

土地的自由流转,对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彻底改变中国农业的的运作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农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以我的老家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农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亩)为单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过抓拈,优劣搭配,由此,家家户户的农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经营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地租用抽水机,到了收割季节,亦无法施展收割机。由此,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

未来农民能够自由流转承包土地之后,农民就可以以户或者村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面积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农业的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经济腾飞过程中,就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相反,台湾成为世界食品主要供应商的过程中,农业被纳入产业化道理,大陆未来的发展,亦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方为城乡和谐之道。新兴城镇化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

2013:中国改革最后窗口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年天干为水,地支为火,意味动荡与变化。

回望2012,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但2012年大众显然更偏好宏大叙事,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长率的争论热闹一整年。对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经济乾坤显得少人关注,虽然官方开年伊始就确定不再“保8”,将全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5%

尽管如此,当2012年第二季度出现7.6%的增长,三年来首次低于8%的数据,却引发业界关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随后PMI与进出口等数据相继步入年内低谷,甚至引发再来一次四万亿刺激的判断。

如今来看,不少机构预测略输准头,即使世界银行也刚刚调整中国全年GDP增速预期,由年中8.2%调低至7.7%。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经济虽有远虑,但近忧可解,2012经济在第三季度末触底回升,具体可以参见笔者以往专栏《中国经济政策的教训》、《7.6%发出了什么信号?》。

2013年经济如何走? 2012年中国经济走过了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去库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经济复苏期,进入短库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项经济指标应该不会差。这从近期经济数据可见一斑,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50.9,上月终值为50.5,创下14个月最高水准,这表示经济步入恢复,制造业活动在进一步扩张。

展望2013全年,经济增速将温和回升,同时通货膨胀也维持温和,对于经济业者,这几乎算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我们安享的最后的“黄金时间”,将要用尽过去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的最后剩余价值。如果无所作为,2013将是我们未来颇为值得怀念的“美好旧时代”。

更具有历史视野地考察,中国经济当前状态几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觉良好”:相对高增长伴随相对低通胀,但是这一状态注定不能持久。未来中国,不仅应该习惯低于8%的常规状态,而且应该习惯将增长果实更多反馈民众。

2011年末以来,中国消费对于增长贡献开始超过投资,但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当前个人消费仅占GDP35%左右,仍低于其他类似国家水平。以往以投资拉动的增长,事实是一种对于人民福利的挤压,也就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中,象征投资的“大炮”太多而象征消费的“黄油”太少。

提升消费回馈公众,并不仅仅是正义的体现,更是符合经济转型与效率的必然路径。正如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于六个制度优势:竞争、科学、私有产权、医药、工作伦理以及消费。其中的产权可谓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经济权利共享的基础;而消费则还原了工人作为消费者的本性,也间接刺激新一轮的生产。“资本家理解马克思忽视了的东西: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试图把他们的工资压到仅够维持生存是不合逻辑的。”

当前中国,最可与之比拟当属旧日苏联的辉煌时刻,但是国强并不等于民富。即使当时的苏联俾倪欧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针见血的点评:整个冷战中的最大困惑或许是,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条优质的蓝色牛仔裤?尽管苏联能生产战斗机和氢弹,但他们的牛仔裤却很糟。

没有消费的支撑,再多摩天大楼也不过是钢筋水泥森林而已,经济转型也是水中望月。经济必须能够回馈民众,藏富于民的本质是放开管制,无论对于民企还是民众,如此才能充分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构成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基础与可能。

老话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虽然中国人没在20121221日等来玛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却中见证了高层人事的变动。伴随着微博新媒体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对放松,以往幽微暧昧的权力政治,某种意义上以全民窥探的形式再现,日渐有演变为一场热门戏剧的趋势。

然而,这未必是坏事,我们离文革的距离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远,“去魅化”本就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即使官方新华社,近期也破例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绍七常委从政历程以及相关言论,而常委们的家庭以及财产情况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将告一段落,所谓“新政”,能否落实?2013年,会好么?笔者希望,2013年能成为期待之年,全面重启改革之年。

值得重视的是,2013年是必须珍视的宝贵时间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系统化的全面改革应该重启。例如,在城镇化的口号之下,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推荐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战略任务;例如,推动意义重大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再例如,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强化对债务风险的控制,其中的重点是对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债务风险的控制,等等。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些年一直为此呼吁,他的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亦是重复强调“重启改革”。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中国还有什么路?吴敬琏断言未来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二,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两条摆在中国面前的静静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条,把一条留给下次,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岁末总有几分愿景。幸好,鲁迅还说过,“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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